毛泽东本要窃取中华民国国号，却少有地听从了“众言”，落下“终身之悔”。（图片来源：中央社）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中共首脑机构由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当时的北平，毛泽东临时入住香山双清别墅。同时，着手张罗所谓“新朝”的开台锣鼓，虽貌似一切顺遂，却还是掀起了凶险的暗波。中共及其组建中的“花瓶”机构，在国号问题上明里暗里争吵不休，达半年之久。毛本意是要窃取中华民国国号，但这一次，却少有地听从了“众言”，虽免于“一时之患”，却落下“终身之悔”，几十年以后还耿耿于怀。
制定国号背后的暗涛诡谲
中共反叛手段之邪乎，欺骗加上血腥的暴力，无所不用其极，完全没有一点道德底线。但在仅仅三年时间内就基本上攫取了中国大陆，还是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许多事情都没有预备好。这时候，中共急急忙忙地要建立政权机构。没有人大，就用政协替代，而那些政协委员和政协主席团成员都是指定的。反正是靠暴力取胜，所谓的“建政”，一切进展得似乎都合中共的意思。不过，还是在国号问题上起了波澜。当时提交给中共政协的几份档，如《共同纲领》和所谓《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之后，均有一个括号，里面赫然印着“简称中华民国”几字。中共的国号后面，多出了一个尾巴。实际上，这种附一个简称的做法，并不是空穴来风，自有其背后的隐情，也就是说，这件事还有一个前半截。而大陆公开的零星资料，只涉及关于简称问题的后半截，就简称谈简称，前半截的原由不见了。所发表的有关文章，说的也只能是后半截，没有一个因果联系，以至一般大陆读者多认为，此事只涉及莫名其妙的简称取舍。这就给喜欢铇根问底的人留下一个令其困惑不清的疑问。
括号简称有其幕后玄机：毛泽东要以中华民国作为中共政权的国号。入住香山以后，毛在中共五大书记会上提出：“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以往的多次讲话和撰文中，毛均将未来的中共国，名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大多名之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参刘际刚文《也谈新中国名称的提出和确定》）现在，毛泽东却突然提出要用中华民国的名号，自然令听者深感惊讶，且又疑惑不解。
毛在中共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时，朱德当即表示反对：“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吧？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任弼时也反对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朱、任的意见出于其本能，当时代表中共党内的大多数，任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友邻苏联和史达林同志都难以接受。”（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对毛的想法，中共党内外附和、回应者寥寥无几，党外名人仅有何香凝附和，但又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刘少奇则施展故伎，表面上似在附和毛的立场，却又话中有话。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趁便去征求一下史达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们更可以比较广泛地征求一下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学者专家们的意见。”（参看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
和稀泥者倒是有之，典型的如周恩来，但附和周的人也不多。周恩来提出“暂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时加个括号，简称为中华民国”（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党外黄炎培、雷洁琼跟周恩来一致，持保留简称的看法，采取的是折衷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毛的意见。毛的本意是取中华民国的国号，对使用中华民国为简称的做法，大概不会有多大兴趣。而且，以毛泽东的为人，也不会仅仅安于这样一个简称。但是，党内外反对意见占了压倒多数，正好周恩来又在和稀泥，弄出这样一个使用简称的折衷法。毛泽东只好暂时退而求其次，况且，以后可以将简称当作正式名称使用，到时候还不是由着自己说了算数，本主席有一票决定权嘛。不过，在“新朝”拥戴者（如那些所谓政协委员）看来，以中华民国作为简称，总是觉得碍眼，不仅立场上模棱两可，态度并不鲜明，实际运用中也存在问题，还颇有画蛇添足之嫌。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一个简称？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简称应该会被去掉，以后的结果也正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窃用中华民国国号或另撰一个没有括号简称的中共国号。
以后又开了多次中共高层会议，均未能达成五大书记之间的一致意见。当然，那些有简称中华民国括号的政协档，均须交毛审看，据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建国”三大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毛泽东将所有涉及国号的地方，一律改写成中华民国。一时，在国号使用上颇为混乱。”（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
毛泽东内心的隐衷
中华民国有天命之正，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尊贵、典雅，凝聚着仁人志士的正气。这次提出以中华民国作为国号，毛是欲用邪僻替代正统。既无法在道义上战胜之，就只有偷梁换柱一法了。中共叛乱时期，原有的一个所谓国号，缺少中华民国的正气不说，其中的“苏维埃”三字，不仅不伦不类，还泄露了中共有苏俄势力作背景的“天机”，成为一个笑柄，自然也为现在的毛泽东所不屑。毛泽东细读《资治通鉴》达十数遍，深知存在法统和天理上的正邪之辨，因而更想取正统的国号。
由这件事看，毛较之他党内的那些同事，还是要“棋高一着”。党外所谓民主人士方面，急于拥戴“新朝”，以期谋个一官半职，且又利禄熏心而分不清正邪，因而与毛意见不同。这是中共党外同路者的普遍心态。党内那些高干，则本来就以邪为正、匪气滔天，不惜以伪国号胡搅蛮缠，也存在一个普遍心智不清的问题。面对此情此景，毛当然无法明说心中的隐曲，更不可解释清楚。难道要毛明言：咱们是邪、人家是正，此事于以邪替正万分必要。
中共脚跟还没有完全站稳，党内意见又是一边倒，因此，这一次，毛少有地依从了中共党内外的不同意见，作出了让步。
六国饭店午宴确定不使用旧国号
对于使用简称，反对意见也很大，周恩来曾在六国饭店召开一次午宴，请附共名流谈是否保留简称的问题。这次会议上，黄炎培说：“我国老百姓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下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以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三年以后，还是要予以去掉。
何香凝在六国饭店的午宴上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何香凝的意思应不只是将中华民国用为简称，而是以之作为国号。使用中华民国国号，大概恰恰与何的心愿暗合。
清末进士周致祥第三个发言，周一发言，会上的风向顿时改变，保留简称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人附和了，只有一个黄炎培坚持己见。周致祥在辛亥革命后蛰居三十八年，一生不写中华民国国号，却投机于毛和中共，力主别用一个“新国号”。据说，还是这个周致祥，在关键的时候站在毛泽东身边，对毛吹了一个耳边风：“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毛对此心领神会。当然，这又似乎是坊间传闻，但可以聊备一说。如果事情真是如此这般，这名牴触民国的前清进士，可算是无意中帮了中华民国的忙。六国饭店午宴，将周恩来的括号简称方案也否定了。
按常理，宋庆龄应该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号，坊间也有这样的议论，若果然如此，就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但一直未见中共就国号问题询问宋庆龄的记载，六国饭店的午宴似乎也没有邀请宋庆龄，或宋另有观点？此问题成为一个历史疑点。
六国饭店午宴，接到周恩来请柬的约有二、三十位，年龄多在七十岁上下。见诸于文字的出席者，如：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沈钧儒、张元济、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陈嘉庚、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车向忱。
当初，中共及其附共名流（民主党派），自以为正在大陆建立一个新国家或新中国，殊不知以后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端野蛮、落后、愚昧、腐败的反叛政权，从来就无法确立其合法性，绝非什么新中国。既从谎言和贪欲中产生出来，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更改国号毛泽东追悔莫及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说他一生所后悔的事，就是将“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以后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毛此时说后悔，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毛虽攫取了大陆，却终其一生也没有能战胜中华民国，或许，毛已认识到：中共永无战胜中华民国的可能。不然的话，毛为何要因当年的事情后悔不已？事隔多年，毛的窃取国号这张牌，再也无法重新翻出。毛后悔了，不合法的政权虽能盛极一时，但终归还是站不住脚的。
二十多年以后的一九七一年，中共进入联合国，其间也遇到国号问题。事后，毛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这在你是几十年一贯制。可我好后悔，后悔晚矣！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呢！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不能事事都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呢。”（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这段话绘声绘色，颇有小说家笔法，不知京夫子依据何在？但符合毛泽东的态度和口吻，接近于实际情况。京夫子以演义的形式，叙述中共高层秘史。看来，二十二年之后，毛还在因那次绝无仅有的屈从党内外意见而懊悔不已。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