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许成钢（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12月17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报导）12月2日，美国政府发布了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新一轮出口管控措施，将140家中国公司列入管控清单。这一行动被视为拜登政府在技术管控方面的最后一项重大举措。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严重削弱中国打造世界级芯片制造业的努力。然而，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所面临的真正障碍，究竟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还是制度层面的深层矛盾？经济学家许成钢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全球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制度启示
许成钢近日在《美国之音-许成钢》节目中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示了制度对创新的深刻影响。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系统化发展起源于英国，原因在于其司法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建立了完善的宪政体制，确保了政府权力受限，学术界得以在自由环境中发展。这一制度背景促成了牛顿、达尔文等伟大科学家的诞生，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宪政与法治传统，建立了类似的学术与产业创新制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学术机构直接模仿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制度设计，建立了高度自由与自治的研究环境。这些大学不仅成就了学术繁荣，还成为技术与产业创新的发动机。
产业革命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资本与创新的结合。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能将风险资本引入前沿科技领域，而这必须依赖完善的产权保护与司法独立。这一制度保障是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原因。
此外，创新的制度环境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突破，还促进了新兴企业的成长。美国的硅谷模式便是金融市场与自由科研环境结合的成功案例。风险投资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支持初创企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许多科技巨头从小型初创公司发展为全球行业领袖。
从长期视角来看，制度的持续演进对全球创新格局的塑造至关重要。创新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更是制度适应与变革的结果。拥有一个能够动态调整、保护创新环境的制度体系，是科技领先国家得以长久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中国科技发展的制度性约束
与英美制度相比，中国的科技创新环境长期受制于制度性缺陷。中国的金融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垄断，银行系统完全由政府控制，严重制约了民间资本的进入。此外，司法的不独立更使产权保护缺乏根本保障。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产权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风险资本的运作因此受限。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科研环境同样深受行政干预和政治控制。大学和研究机构需要服从党的领导，科研项目的选择和资源分配往往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这种行政化的科研体系限制了学术自由，阻碍了原始创新的发生。
此外，国际学术合作环境的恶化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限制和严格的出入境管控，削弱了全球人才的流动与国际科研的互动。顶尖学者与技术专家因安全担忧选择避开中国，进一步限制了技术创新的潜力。
制度上的约束不仅限制了科研领域，也对科技企业的国际扩张形成了巨大阻力。许多中国企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受制于政府监管与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局限性不仅影响短期的科技竞争力，更对中国长期的技术自主战略构成重大挑战。
中国的科技政策虽不断调整，但核心制度上的缺陷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仅靠政策修补难以推动创新，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才能扭转颓势。
中国政府在应对科技发展的制度障碍上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规划。政策的反复调整和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和企业的长期发展意愿。这种缺乏战略连贯性的管理方式，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制度优势塑造。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创新迷思
有人认为，中国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具有特殊优势。然而，许成钢认为这一观点存在迷思。首先，中国的大数据优势主要源于广泛的监控与数据收集。然而，这些数据的质量和多样性受到严格的言论与信息控制政策的限制，导致数据生态系统质量下降。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虽然中文文献数量庞大，但受政治控制的内容充斥着重复性信息与虚假内容，难以支持高质量的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此外，与全球顶尖的英文数据相比，中文数据在广度与深度上仍有较大差距。
同样，在图像识别技术方面，早期中国在面部识别上的领先优势主要得益于政策松绑和警用合作。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拓展，全球对视觉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人脸识别。国际技术竞争更侧重于物理行为与场景识别，中国在这一领域并无特殊优势。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依赖数据规模，更取决于算法的先进性和研究环境的自由度。缺乏学术自由与多元化合作限制了中国在算法创新上的突破潜力。此外，中国科技界的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问题也对技术研发造成负面影响。
总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仅需要庞大的数据资源，更需要制度支持与自由创新环境。如果不能在制度层面上实现突破，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将受到长期制约。
在全球技术生态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仅依赖大数据的规模优势难以维持国际竞争力。算法创新、科研开放度和跨领域协作，才是未来人工智能产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丧失与中国科技投资环境的恶化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曾为中国科技产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支持。香港的成功源于其独立的司法体系与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然而，自2019年起，香港法治环境的急剧恶化对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冲击。
大量外资和风险投资迅速撤离香港，转向新加坡等更稳定的地区。这不仅削弱了中国的国际融资能力，更削减了中国科技创新所需的风险投资来源。资本市场的萎缩直接影响了初创科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创新环境的困境。
香港高等法院对45名政治活动人士的重判，再次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了法治不再独立的信号。失去法治支撑的香港正快速失去其金融中心地位，进而削弱了中国连接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作用。
许成钢认为，长期来看，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衰落不仅是区域性经济问题，更是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政治环境不信任的直接反映。这种信任危机可能持续削弱中国在全球科技投资领域的竞争力，进一步打击其高科技产业的国际扩展。
中国政府若无法恢复国际投资者对法治与政策稳定的信心，将难以扭转资本市场的持续萎缩。法治环境的重建与监管政策的透明化，是重振香港金融地位与中国科技投资环境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