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后的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陈绍禹）、凯丰（何克全）、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全党整风在延安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层：高层中央、中层中级干部、基层一般干部，特别是老红军里面文化低的人。那时延安有两个人最为毛泽东欣赏，一个彭真，一个高岗，这两个人在抢救运动中表现得特别厉害。彭真是一九四一年从北方局回到延安的，除了担任实际负责的党校副校长，还接替陈云兼组织部长，红极一时。可能是由于对整风不太积极，陈云的组织部长那时被撤了（调西北财经管委会任贺龙的副职）。党校整个两千多人，这时变为五部。一部：省军级干部，有一、二百人吧，都集中到党校住起来；二部：边区干部；三部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界的人；还有四部、五部，是些文化程度更低一点的，主要是集中学习，便于整风。
整风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总学委：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五个人，毛泽东担任正职，康生副职，下分五个学委：中央党校系统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由李富春和康生负责，学校系统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军委系统由王稼祥和陈云负责。一直到抢救运动，都如此。现在很多人的文章把康生和毛分开，就像把文革中的四人帮同毛分开一样，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康生既是给毛出主意的人，也是毛的想法的直接执行者。康生的资格并不太老，是上海大学的，四中全会后的第二年进入中央，比王明稍晚些去了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王明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他是副团长。康生在莫斯科捧王明捧得很厉害，在共产国际把很多老党员当托派杀掉。但是回国后发现王明不行了，就很快彻底地倒向毛一边，狠批王明，得到了毛的信任，康生是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毛的一把刀子。
全党整风开始批判教条主义就很过份，《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很有代表性，即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胡乔木写的《教条与裤子》。我记得发表这篇社论的当天，博古的神色有点紧张，觉得这篇社论是公开对着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犯有左倾路线错误的人讲的，特别针对的是王明和他。社论中有这样的话：教条主义一种是不按条件照搬，把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作风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运用，另外一种把特殊条件不适用的、一般条件的东西搬到特殊条件下来适用，城市革命搬到中国来。……他们安于做留声机，他们正是害怕改造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害怕承认自己的病症的原故。要学游泳，大家要学游泳，但是他们不肯下水，不肯到水里面去，不到水里面去不能游泳呀。问题就是他们不肯脱掉裤子。裤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文章写得真是挖苦，乔木大概是根据毛跟他的谈话写的，写好后交毛改的。那时由毛授意，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很多，这篇文章大概是毛最得意的。文章还说：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一定要割下来，大叫一通尾巴，就讲尾巴了，完事。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因为里面藏了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而且尾巴的粗细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总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延安的某些干部与名流难道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吗？他们现在真的是已经觉悟，已经转变，查有实据了吗？延安有许多机关不能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作风，已经开始消灭了吗？延安的党内与党外的关系，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各种干部、各种部门之间的关系，个人对组织、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的关系，这些关系里的缺点，已经开始认真纠正了吗？延安的文艺界、科学界、医药界历来存在不少不应有的内部纠纷，这些纠纷难道说是正确地解决了吗？党八股式的文章难道已经绝迹，充实生动的作品难道已经取而代之了吗？如果这些问题不曾实际解决或者说解决，那么毛泽东同志再报告他十天十夜，《解放日报》再继续写它一百篇社论，各个支部小组再开它一千次会来传达讨论，这不都是白费？还不都成了教条？有些好心的同志裤子是要脱，但是正在秘密的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动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但是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判者吗？共产党之所以区别于其它非群众性的党派，所以得到胜利的发展，难道不是群众的监督和审查的结果吗？
整风重点是王明张闻天博古等
这篇文章当时的影响极大啊！它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公开挑明了上层整风的重点就是王明、张闻天和博古等这些人，并且普遍性地扩展到各个机关的领导和它们的工作人员。那时延安有一个翻译集团，翻译马恩、斯大林、列宁全集，就是解放以后中央编译局的班底，主要是俄文，还有英文。延安还有个外国语学校。反教条主义时，把几个有名的翻译家都说成是洋教条的祖宗，像柯柏年、王思华这些人，王实味也属于翻译家。所有这些中性的人、中性的工作都被轻视，直到解放以后，翻译工作才比较正常。
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没有入党的，还不是“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在中下层起初是以学习为主，学习的任务是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的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认为《联共党史》是百科全书。大家从过去讨论一些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即毛泽东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有一篇文章叫做《反对自由主义》，那篇文章是源于张国焘的问题。因为斗争张国焘的时候，很多和他有老关系的人不肯出来反对，清算王明时也存在这个问题，就给这些人安了个名字叫做自由主义。但是那个时候主要是针对各单位领导提意见。由于各单位的工作性质不同，也不是一律都搞得那么厉害。我所在的《解放日报》跟中央研究院、党校情况就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整天要出报纸，工作很紧张，没有时间多开会，给领导提意见。中央研究院那边的领导里面，洛甫下乡到晋西北搞调查去了，由李维汉主要负责。大家对范文澜没有意见，李维汉的作风有些霸道，意见就很多，也给陈伯达提意见。然后就在十一月底出了大墙报，王实味在上面发表了三篇文章，影响很大，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拥护王实味，提出整风的领导机构要由群众大会选举，不能由上面来指派，闹得很厉害。萧军不是党员，也特别顶得挺厉害。那个时候延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新党员，青年知识分子占大多数，都不大知道“天高地厚”。
《轻骑队》这个墙报，应该说不完全是自发的，还是有所控制、有所领导的，胡乔木的《白求恩》一文就是在《轻骑队》上登出来的。那个墙报办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大砭沟，中央机关在杨家岭，边区政府在城南，离那里都较远，可是人们都来看墙报。有一天晚上，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提着马灯去看那期《轻骑队》，也没说有什么不好。所以，四一年底，还没有人把王实味当作一个敌对问题提出来。到了第二年——四二年三月底《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时，也只认为是个思想问题。但是高层中的一些人，特别是从前线回来的老同志，像贺龙、王震这些人，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反感得很。于是改版座谈会后就开始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平均主义，批判人性论，批得很厉害。
毛批彭德怀搞自由平等博爱
东问：当时彭德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这个时候吗？
啊，毛在庐山会议上还批过彭德怀：你搞自由、平等、博爱。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彭德怀在太行根据地给营、县级以上干部做了一次报告，就如何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谈了七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谈到在敌后推行“三三制”政权（即成员中共产党员、进步群众、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这是当年党中央的决定）必须贯彻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彭德怀谈民主教育”的专访长文。看到这篇长文后，六月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批评，彭没有回信。延安《解放日报》六月十四日纪念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中，出现了一大段这样的话：“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主要的应是为着动员人民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是为着反封建。”“你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我在《庐山会议实录》内，关于此事记录了毛泽东对彭的批评。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