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左）在2024年国殇日集会活动上（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12月3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赵英，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无论是童年的贫苦、计划生育政策的伤害，还是对历史的深入阅读和对现实的观察，她都切身体会到共产极权体制对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摧残。如今，赵英已来到自由的加拿大，开启新一段人生旅程。
亲睹大饥荒的惨剧
赵英谈到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声音充满了沉重：“我们家乡安徽肥西县，当时整户整户的人饿死，村子里到处都是死绝户。”她回忆，所谓“死绝户”就是一家人全都饿死，再也没有人来开门，尸体腐烂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赵英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她的父亲经常讲起亲身经历的残酷故事：“那时候吃麦麸子，麦麸子根本不能消化，吃了以后便秘得拉不开大便。他们只能把肥皂切成尖尖的，用来通便。每个人都在生死边缘挣扎。”
赵英的亲人中，有许多人在那段时期饿死。“我的父亲的舅舅，还有一些表亲，他们在那几年全部饿死了。”她回忆起父亲当时的痛苦：“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去救他们？父亲叹息着说：‘我们自己都顾不过来，连自己的命都难保。’”
赵英的爷爷因为“地主”的身份，被定为“黑五类”，不得不靠家里零星寄来的粮票度日。“我记得父亲每个月月底都要去送粮票给爷爷，村里的人看到爷爷，都避之不及。那种人情的冷漠和恐惧，是共产党造成的。”
文革阴影与老舍的悲剧
赵英也亲睹了文革的惨剧。“我的亲小叔，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她说。
她还通过阅读了解到文革时期许多知识份子的悲惨命运，老舍的自杀让她尤其动容。“老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本应该得到尊重和崇敬，但文革却把他推到了绝望的深渊。”
她详细回忆了书中描写的情节：“老舍被红卫兵批斗之后，已经身心俱疲。他在家敲门请求妻子和孩子开门，却被告知要反省，不允许进家。于是他在北京的太平湖边待了一夜，凌晨时分投湖自尽。”
赵英感叹：“文革把人逼到连家人都不敢伸出援手的地步。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信任和同情，只剩下对斗争的恐惧。这样的社会，不是摧毁人性还能是什么？”
她也阅读了许多文革中知识份子的故事，包括卢作孚、傅雷和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名人。“共产党用阶级斗争和洗脑宣传，把那些最有智慧、最有良知的人逼到了绝境。它从来不尊重人，只会利用和压迫。”
计划生育的创伤：失去第一个孩子
赵英至今无法忘记被迫流产的痛苦经历。她第一次怀孕时虽然有准生证，但准生证上标注孩子出生在什么时间以后，她的生产期在这之前因此必须打掉。
“当时孩子已经四个月了，但他们根本不管，”她回忆，去医院流产的过程冰冷而残酷。“医生冷冷地对我说，这孩子必须拿掉，因为政策规定不能生。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像是一个机器，被控制在政府的手中。”
她生完第一个孩子后一个月，居委会就强迫上环。办独生子女证，写不再生第二个孩子的保证书。并且每三个月到医院照一次B超，交给居委会盖章，然后街道再盖章审核。
计划生育的铁腕政策，不仅仅让赵英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也让她经历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政策把人当成了数字和工具，完全没有尊重人的感受和选择。”政府后来开放二胎，依然不得不经历频繁的检查和审查。“每半年就要去医院做B超，证明自己没有怀孕，否则就会被街道催促，甚至威胁。”
疫情期间的冲突与家庭破裂
疫情期间，赵英因为一句话而遭受了居委会的打压，并牵连到家庭。“有一次，我去街道办事，说了一句‘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可以不爱党’。当时遭到工作人员围攻。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这句话不仅让赵英成为居委会的“重点关注对象”，还直接影响了她的丈夫。居委会将她的言论报告到丈夫所在的国营单位，单位领导找丈夫谈话，要求其注意家属的“政治表现”。“我丈夫回来后非常生气，他觉得我的言论让他的工作陷入了危险。”
最终，这件事导致了两人的离婚。“他要我向居委会道歉，但我拒绝了。我不愿意为了迎合体制而放弃自己的尊严。我们的婚姻，也因为这种压迫式的体制被摧毁了。”
儿子遭霸凌 决心移民
赵英的儿子也因她在微信群中的言论而受到牵连。“那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我在群里说，‘香港学生更爱自己的家园，他们不是废青。’结果群里的人开始疯狂攻击我，说我不爱国。”
这件事迅速波及到了她的儿子。“其他孩子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说，不要和我儿子玩。他们甚至当着儿子的面说，‘你妈妈是坏人。’”赵英看到儿子独自坐在小区里玩，听到他问自己：“妈妈，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了？”她的心都碎了。
这次事件让赵英意识到，她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经历过文革后的政治迫害，不想让我的儿子也承受这些。移民加拿大，是为了给孩子一个自由的未来。”
读书思想获启蒙：真相的力量
赵英的觉醒始于阅读历史书籍。“我看过巫宁坤的《一滴泪》，巫和李政道是美国同学，不同的选择，造成截然不同的人生。我还看过郑念的《上海生死劫》，郑念有相当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多么优秀的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终究是一场悲剧。整个民国大师的个人经历，我基本都看过。”她告诉《看中国》。
从《墓碑》到《夹边沟纪实》，再到文革的研究文献，她逐渐拼凑出了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书中揭露的事实让我震惊，也让我愤怒。共产党用谎言堆砌历史，用暴力掩盖真相。”
她提到，通过阅读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相，比如傅作义家族的惨剧、知识份子的迫害，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真实死亡人数。“这些书让我彻底明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和屠杀的历史。”
赵英说，“我从那时起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共产党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反过来想。这种反思让我逐渐摆脱了洗脑。”
加入民主运动：为未来的中国发声
2024年1月，赵英决定离开中国来到自由的加拿大，很快便接触到了中国民主党。通过与党员们的交流，她深刻认同该党的理念，特别是其关于建立民主宪政的目标。“他们的主张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一直希望中国能摆脱专制，实现民主宪政。”
赵英（右一）在2024年于多伦多约克大学举办的六四35年纪念活动上与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右三）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右五）等人合影（本人提供）
第一次参加民主党的活动时，赵英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力量。“当我站在集会上，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时，我感到非常痛快和高兴。这是我在国内永远无法做的事情。”
赵英积极参与民主党的各种活动。“在这里，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为中国争取自由和民主。”她说。
支持退党大潮：觉醒的象征
赵英支持退党大潮，并以真名退出了党团队。“我曾经戴过红领巾，但我很庆幸自己从未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退出这些组织，是对这个体制的彻底决裂。”
她也叮嘱自己的儿子千万不要听学校老师的话去入少先队和共青团。
赵英认为，退党不仅是一种精神觉醒，也是推动体制崩塌的重要一步。“4亿多人已经退出了党团队，这是中国人觉醒的开始。我相信，当这个数字足够多时，共产党也会走向末路。”
赵英始终相信，中国的未来属于自由与民主。“共产党不可能永远存在，独裁必然被历史淘汰。我的愿望就是看到共产党下台，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她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孩子不再因说真话而遭受迫害，不再因父母的言论而被孤立。“真正的强大，不是靠谎言和暴力，而是靠自由和法治。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