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龙曾冒险救下万名中共党员。（图片来源： 公有领域）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末任最高检察长、著名法学家杨兆龙，曾经冒险救了一万多名中共党员的命。但是，中共当政后是怎么对待他的呢？是谁恩将仇报，将杨兆龙整得家破人亡？
万名中共党员的“救命恩公”
1948年底，中共地下党员沙轶因，请她的姐夫、时任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帮一个忙。这可不是普通走后门的小忙，这是中共在试图营救被关押在监狱的党员。
沙轶因回忆，当时，杨兆龙也经过了一番思想挣扎：“做这件事，是很危险的，以后共产党究竟对我怎样？这是关系后半生的大事，不可不慎重考虑。”
沙轶因一再劝说他打消顾虑，并安排中共地下党的干部白沙跟他面谈。白沙跟他谈了一个通宵，还代表中共南京市委信誓旦旦，对他作了各种承诺。杨兆龙终于点头答应帮忙。恰逢不久后，杨兆龙出任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他先做通了司法部长张知本的工作，由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动议，行政院通过“释放政治犯”的决议。之后，张知本委讬杨兆龙前往广州，请代总统李宗仁签字。李签字后，张知本立即训令最高检察署草拟具体落实的详细办法，通令全国司法机关释放政治犯。
据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司法部门报告的数字，估计全国释放一万多名中共党员。
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南京后，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到杨家拜访，对杨兆龙帮助释放政治犯致谢，一再称杨是“救命恩人”。不知他这一感谢是否代表了那些万名被大赦的中共党员。
法学大家杨兆龙
说起杨兆龙，现在的人已经不大记得了。他可是当年名震天下的法学大家。
1948年，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全球最杰出的50位法学家之一。
杨兆龙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24岁成为上海持志大学教授；25岁被聘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和上海法政大学教授。1934年，30岁的他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次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世界两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杨兆龙都有精深的造诣。他还通晓英、法、德、意、西、俄、捷、波8种外语，是《联合国宪章》的中文翻译者。
1936年回国后，杨兆龙先后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东吴大学、朝阳法学院、西北联大、复旦大学任教授，也曾当选中国比较法学会会长、刑法学会会长、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等。
他参与起草的法律包括《中华民国宪法》《军事征用法》《国家总动员法》《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
1945年4月，他受聘担任中华民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着手战争罪犯审判及汉奸惩治等相关准备工作，并在随后组建“战犯罪证调查室”，领导七百多人，搜集日军侵华罪证三十多万件，对审判日本战犯起了重要作用。
万丈深渊始于人生的错误选择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中共眼看要夺取政权。对于杨兆龙这样的名家大师，面前的选择有五个：第一，去台湾，国民党已经派人给他们夫妇送来两张赴台机票；第二个，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多次请他到哈佛任教；第三，去加拿大，他已收到加拿大某大学的聘书，邀请他担任终身教授；第四个选择，去荷兰，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也给他寄去聘书；最后一条路，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
人生的关口，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中共南京地下党派干部与杨兆龙面谈，极力劝他留下来。中共给了很多承诺，说将来决不会亏待他，像他这样的法律专家，在新中国一定大有可为，保证他享有不低于现在的社会地位等等。
杨兆龙答应留在大陆。中共的谎言太有诱惑性，连妻子沙溯因也劝他留下来；此外，杨兆龙认为自己帮过中共大忙，留下来总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三大“罪名” 国民党特务嫌疑
对救命恩公，中共兑现承诺了吗？中共建政后，给了杨兆龙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光荣头衔”，不过，这仿佛昙花一现。
据《杨兆龙的功与“罪”》一文，1952年，中国的大学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包括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内的许多大学，法学院被撤销，法学教授被冷落，要么被安排到图书馆做杂务，要么赋闲在家。杨兆龙赋闲在家一年后，1953年被分配到复旦大学，不是教法学，而是教俄语。
1955年3月，中共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杨兆龙成为复旦大学打击的重点对象之一，被扣上三个罪名：杀害烈士、破坏土改、有特务嫌疑。
这些都是莫须有的东西，其中最讽刺的，是“特务嫌疑”。之前，中共好说歹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到了“肃反”，办案人员却说：你曾是国民党高官，为什么没逃去台湾？为什么留在大陆？就凭这一点，你就很可能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杨兆龙因此多次遭到批判，直到“肃反”后期，所谓专案组才说，经过调查发现，三项罪名不成立。
杨兆龙算逃过了一劫，但是，这只是他噩运的序曲。
“引蛇出洞”上了党的大当 全家被打成右派
1957年4月，中共号召党外高级知识份子“帮党整风”。杨兆龙从一个法学家的角度讲了一些真话。
比如，他发文批评中共1952年司法改革时，将大批非党员的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审判人员）调出司法机关，分配到火葬场等工作，同时把大批从农村和部队进城的文化低、无法律知识的人调进司法部门，充当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审判员。几个私立大学的法学院全部被取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法律系，被合并到新成立的政法学院，这些做法损害了中国的法学教育。
杨兆龙没想到的是，中共鼓励党外人士“帮党整风”，是为了所谓的“引蛇出洞”。像他这样的“蛇”都出“洞”后，“帮党整风”一转眼成了“反右运动”。
他说的那些话，全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被划成“极右派”，受到行政停职、降薪处分，月薪从300元降到35元。他还被赶出原来的住所，强制劳动一年多，直到累得吐血，送进医院。
他的女儿、长子和次子，不同意父亲被乱扣罪名、错划成“右派”。结果，中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也全划成“右派”。
先定罪再找“证据” 中共公安设陷阱
“反右”运动过后，安全部门在杨家安装了窃听器，连杨家保姆也是公安局派来的。公安局甚至设圈套，布置特务诱取罪证，以便伺机逮捕杨兆龙。
有一个姓张的特务，经常借故找杨兆龙说话，假装同情他，说他这样的人才在大陆遭受这般委屈，令人惋惜，并一再鼓动他逃离大陆。张某说，他有朋友在广州的渔船上，可以帮他偷渡到香港。
杨兆龙拒绝了，但他不知道张某是特务，最终中了圈套。这是怎么回事呢？
复旦大学法律系一个女学生被打成“右派”，她不想就此断了学业，就向杨兆龙求助。杨兆龙觉得她可以去香港继续上学，就把张某介绍给她。张某答应帮忙，但索要2000元费用。这个女学生家里穷，拿不出这么多钱。张某就让女学生打张借条，由杨兆龙担保，在借条上签名。
后来，张某私下对这个女学生说：“你可以投奔台湾的国民党。”女学生一听觉得不对劲，就改变主意，不走了。当她到火车站退票时，被特务抓捕，后被判刑9年。
杨兆龙呢，因为在那张借条上签了名，留下了“罪证”。1963年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七八个便衣特务闯进杨家，把杨兆龙和他的次子杨定亚，以“现行反革命”“投敌”的罪名抓捕。
为什么连儿子都一起抓？他儿子在上海交大读书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被送进医院抢救，之后又被责令去新疆劳动。当时，杨家还不知道张某是个特务，他们担心儿子赴新疆小命难保，所以同意儿子与张某联系，通过他的关系去香港转美国继续上学。
结果，这又是“罪证”。杨家父子双双被捕，儿子被判刑10年，杨兆龙被关押8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出狱后无家可归 闻妻遗言痛悔不已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向中共总理周恩来当面询问杨兆龙的情况。
1975年，中共决定对被关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实行特赦，杨兆龙才重获自由。
当时，他已经被关12年，是个71岁的老人了。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心出狱，却发现自己无家可归，只能到浙江海宁，在女儿杨黎明家暂住。
杨兆龙一再向女儿追问夫人沙溯因的情况，女儿实在瞒不过去了，只好说母亲1965年受到降职、降薪处分，1966年“患脑溢血死亡”。实际上，沙溯因是不堪红卫兵的百般凌辱，上吊身亡的。
沙溯因对女儿最后的遗言说，如果我见不到你父亲，你要告诉他，“是我害了他”。杨兆龙一听就明白了，妻子临死都在悔恨，恨当年不该轻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劝丈夫留在中国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