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當年香港在過渡時期，強調的是政制的「銜接」，現在看來，卻充滿了歷史的荒謬。英國的文官制度特質，是理性的精英管治，主要是透過一批高質素的政務官和一個廣泛的諮詢網路，務求政策為社會接受，而負責決策的高層官員必須廉潔，不為界別利益左右。過去香港文官制度的成功，是有內外兩個因素所支持：內部因素是七十年代建立起來的一套反貪污腐敗的制度和文化；外部因素是英國民選政府和國會的制衡。北京說英國委任的港督也是大權獨攬，但是卻不談港督與香港本土利益沒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也不需要特別賣哪一個人的賬，他可以在不牴觸英國利益的前提下，按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管冶。
回歸之後，香港表面上仍遵照「五十年不變」，然而變與不變，是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北京委任的特首來自商界，他除了要看北京的臉色行事之外，香港親共陣營中也會各顯神通，用與北京高層的關係來影響特區政府的政策取向。早就有論者指出，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不能保持利益中立的話，廉潔和理性的精英管治制度便會由上而下地逐步瓦解。
這番話不幸言中，當人們看到為港人利益敢於堅持原則的「香港良心」陳方安生被迫提前解約退休時，就說明瞭香港人曾引以為傲的文官制度，已開始由上而下地瓦解了。
香港發展到今日，實在有點像中國成語故事中的「邯鄲學步」---舊的破了，新的又立不起來，結果連走路都不會了，實在可悲！(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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