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香港在过渡时期，强调的是政制的“衔接”，现在看来，却充满了历史的荒谬。英国的文官制度特质，是理性的精英管治，主要是透过一批高质素的政务官和一个广泛的谘询网络，务求政策为社会接受，而负责决策的高层官员必须廉洁，不为界别利益左右。过去香港文官制度的成功，是有内外两个因素所支持：内部因素是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套反贪污腐败的制度和文化；外部因素是英国民选政府和国会的制衡。北京说英国委任的港督也是大权独揽，但是却不谈港督与香港本土利益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不需要特别卖哪一个人的账，他可以在不抵触英国利益的前提下，按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管冶。
回归之后，香港表面上仍遵照“五十年不变”，然而变与不变，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北京委任的特首来自商界，他除了要看北京的脸色行事之外，香港亲共阵营中也会各显神通，用与北京高层的关系来影响特区政府的政策取向。早就有论者指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不能保持利益中立的话，廉洁和理性的精英管治制度便会由上而下地逐步瓦解。
这番话不幸言中，当人们看到为港人利益敢于坚持原则的“香港良心”陈方安生被迫提前解约退休时，就说明了香港人曾引以为傲的文官制度，已开始由上而下地瓦解了。
香港发展到今日，实在有点像中国成语故事中的“邯郸学步”---旧的破了，新的又立不起来，结果连走路都不会了，实在可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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