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中國折騰夠了之後，扔下爛攤子歸天去了。讓毛澤東「放心」的華國鋒果然能「繼承遺志」，用「兩個凡是」壓住一切異議，繼續堅持毛的路線。顯然，不把中國這艘破船徹底搞翻，仍然掌舵的左派是不會甘心的。
評毛才能前進
《爭鳴》正是在這個歷史緊急關頭出世的。它用「爭鳴」作為刊名，開宗明義，在「創刊詞」中就針鋒相對，批判了「把一切真理拿到自己手上」的「天才」，而舉起「敢於獨立思考」的旗幟。當時還沒有展開真理標準的討論，在「兩個凡是」重壓之下的中國，即使批判毛的爪牙四人幫，也只能引經據典，用毛的言論作為標準。這正像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手裡翻跟斗一樣，翻來翻去，還是沒有翻出他的手掌心。也就是說，歸根到底，還是毛正確。而《爭鳴》一出世就斷然把毛甩在一邊，樹起獨立思考的旗幟，這對當時的思想界來說，不能不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一九七八年五月，真理標準的討論開始了，這是當代中國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然而可憐的是：這次「思想解放」也還是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手心，用來批判「兩個凡是」的武器，還是毛澤東的語句。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爭鳴》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的「社論」裡開門見山地提出：「評毛才能前進」，其實事情早就明擺著：正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阻礙著中國前進的道路，但是誰都不敢捅破這層窗戶紙，只有《爭鳴》做了這件事情。這篇社論理直氣壯地提出用實踐檢驗毛的言論，並且建議「來一個評毛運動」。
當然，中共當局是不敢接受這個建議的。無論主張「兩個凡是」的華國鋒當時他是中共主席，還是主張「實事求是」的鄧小平當時是中共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會之後，成為實際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都不可能真正去評毛，因為毛是一黨專政的靈魂。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石。
後來，《爭鳴》又多次倡議「評毛」，並且在一九八三年四月率先提出「改建毛堂此其時矣！」這篇社論指出，不但要在思想上拆除毛澤東這尊神像，也要在物質上拆除毛澤東的破廟。「毛主席紀念堂」是左毒的產物，是個人崇拜的產物，要拔除迷信根子，就應拆廟。
可以想見，連天安門上的毛像都捨不得摘掉的鄧小平，怎麼能去拆廟呢？他不但沒有這個膽量，而且也沒有這種念頭，因為他自己就需要這尊神像。
不過，毛澤東早晚也躲不過被遷出天安門廣場的命運。那裡的位置應該是民主女神的。當那一天到來時，人們會記得是《爭鳴》首先公開提出這個要求的。
最早提出「用一化帶動四化」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得意地喊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其實站起來的只是奪得政權的共產黨，老百姓從來也不曾「站起來」，「人民共和國」徒有其名，真正的政治制度是共產黨的極權統治。這不但是毛澤東得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條件，而且是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十一大」要搞「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國防，但是不提民主化。
《爭鳴》從出世到現在，始終高舉民主的旗幟向專制獨裁進行著堅韌不拔的鬥爭。當然，反獨裁，要民主，是中國思想界早就發出的聲音。但是，公開提出「民主化」作為一個綱領性的政治要求卻是《爭鳴》最先提出來的。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爭鳴》社論的題目就是「無民主化即無現代化」。社論批判了專制主義，批判了「人民公僕不容民主」，最後並響亮地喊出：「讓專制主義的破爛滾出中國吧！」「必須用一化帶動四化！」
可惜的是，這「一化」雖然被人們千呼萬喚，卻始終沒有在中國大陸露面，而且越到後來離的越遠了。
三中全會和四項原則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擺脫毛的路線轉上現代化建設的轉折點。全會決定全面實行改革開放，既改革經濟制度，也改革政治制度。這條路線如果全面貫徹，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和它的基礎即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畫經濟，都要改革。這對於八十年來依靠壟斷權力為生的中共幹部來說，是一次使他們喪失特權的革命。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反對三中全會路線，認為它右傾。不光四人幫和文革中「造反」起家的幹部反對它，而且剛剛從「走資派」帽子下解放出來重新工作的老幹部，也有許多人反對它。這種強大的反對力量迫使鄧小平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立場以保持在黨內的領袖地位。他在三中全會之後三個月，提出了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而背離了他曾經支持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社會上的民主運動。
「四項原則」提出以後，立即被反對三中全會的力量抓住，作為反對改革開放的武器。所以一九七九年春天，整個中國掀起了一股反三中全會的逆流。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爭鳴》挺身而出，發表了《反擊大逆流》的社論，特別要求「掌權者應當理直氣壯地依靠全國民主運動力量，去反擊大逆流的進攻，切勿﹃船頭慌鬼，船尾怕賊﹄。」
然而《爭鳴》雜誌和所有善良人們對「掌權者」的希望都落空了。因為制定三中全會路線的「掌權者」，和提出「四項原則」的鄧小平，就是一個人。「三」和「四」的矛盾是鄧小平本身具有的，也正是共產黨具有的。毛的路線把中國和中共都送上絕路，不改不行了，這才有了三中全會路線。但這路線又是共產黨制定的，它不願失去一黨專政的壟斷地位，所以又必須用「四項原則」來維護自己的特權。這是中共本身的內在矛盾。矛盾雙方的消長，決定了中國這二十多年反反覆覆，曲曲折折的艱難路程。
鑒於「四項原則」已經成為阻擋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民主化的絆腳石，《爭鳴》總編輯溫輝寫出了一系列論文《評「四個堅持」》，從一九八一年三月起，在《爭鳴》上連載。
針對中共不容許人們對「四項原則」有任何懷疑的武斷態度，溫輝指出：「四項原則」本身就像「蒙矓詩」一樣不確定，比如，什麼是社會主義？是斯大林式的，還是毛澤東式的？自己都沒有弄清，怎麼叫人堅持？所以溫輝認為，對「四項原則」，應該允許人們爭論、探討、甚至懷疑。
在《評「四個堅持」》裡，作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但用歷史實際批駁了這四項原則的謬誤，而且用馬克思主義原著來證明它站不住腳。
這篇系列長文極大地觸怒了中南海，因為「四項原則」是他們的「立國之本」，是一黨專政的命根子。在中國大陸沒有人敢對它說一個「不」字，而《爭鳴》主編竟然對它展開全面的批評。所以這篇長文發表後，引來中共猛烈的反撲，點名攻擊《爭鳴》「以反對﹃四個堅持﹄為主旨」，「誹謗﹃四個堅持﹄」，「混淆視聽，唯恐天下不亂」等等。
不過這種氣急敗壞的反撲並沒有嚇倒《爭鳴》，反倒幫助她吸引了更多的讀者。
與民主力量風雨同舟
鼓吹民主，反對獨裁，是貫穿《爭鳴》歷程的主線。這條主線隨著中國政局的曲折而起伏。
中共並不統一，黨內雖然沒有陣線分明組織嚴密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但是兩種傾向則經常互相衝突。最初的一次鬥爭發生在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七九年初，正是三中全會前後。在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下，社會上民主運動高漲，形成新時期第一次民主運動高潮。
這時中共內部保守勢力向三中全會和民主運動發動了一次猛攻，理由是「發揚民主過了頭，引起社會動亂」。當時鄧小平和葉劍英是支持民運的，因此成了保守派的攻擊目標。《爭鳴》當即在一九七九年元旦發表社論對鄧小平和葉劍英予以支持。社論的題目是《民主致亂還是民主止亂》，批評了害怕民主的觀點，指出民主恰恰有利於安定團結。社論特別一針見血地指出，發揚民主，不合「官心」，因為如果有了民主，他們就要受人民監督，不能胡作非為了。
對於「官心」的批評，同樣也適用於鄧小平。當鄧小平和保守派合流，背叛了民主力量的時候，《爭鳴》毫不含糊地予以抨擊，因為她始終與民主力量風雨同舟。所以每當中國政局逆轉，改革力量和民主運動遭到打擊的時候，《爭鳴》就挺身而出，和受害者站在一起。當局幾次發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時，《爭鳴》必定旗幟鮮明地駁斥當局的誣陷和誹謗，抨擊它對改革派人士和民運分子的野蠻迫害，為一切受害者作有力的聲援。
翻閱歷年的《爭鳴》就會發現：從魏京生被捕遭到重判起，這本雜誌一直和受害者同呼吸、共命運的。當《苦戀》作者白樺遭圍攻時，周揚和王若水因人道主義而被整肅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被中共開除時，吳祖光、葉文福等作家詩人遭到打擊時，《爭鳴》都義正詞嚴地對中共進行了嚴厲的譴責。
特別是一九八九年中國民運和中共暴政進行空前規模大決戰的時候，《爭鳴》義無反顧地和民運大軍走在一起。「六四」血案發生後，《爭鳴》毫不遲疑地挺身而出，強烈譴責「鄧李楊集團的法西斯暴行」，呼籲全國和全世界制止中共屠城之後的全國大搜捕，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學生領袖王丹和一切民運分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的十月一日的《爭鳴》社論《國慶日還是國哀日？》，社論精闢地指出：「十‧一」對於中共是「國慶」，因為他們建立了一黨專政。但是對於人民來說，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中國人民受苦受難的年代，有什麼可慶？」
大陸大倒退時期的《爭鳴》
「六四」屠城同時是一次軍事政變。中共通過這次政變把合法的總書記推翻並無限期地囚禁起來，從上海選拔了一個手上沾有鮮血的江澤民進京，通過一次四中全會，把他扶上總書記的寶座。
「六四」屠殺以及這次全會意味著什麼？《爭鳴》八九年七月號的溫輝「專論」敏銳地指出：「大倒退時期開始了」。
「專論」是這樣刻劃「江核心」這個新班子的：
一、對上唯唯諾諾，是官僚層中典型的庸碌之輩。
二、思想保守，忠於「四個堅持」。
三、江、李都是學運、民運、新聞自由的殺手。
「專論」一語道破鄧小平的心態：他鑒於胡耀邦和趙紫陽不是聽話的奴才，所以拋棄了他們，而組織了一個「庸人常委會」，以加強垂簾聽政，以便「徹底犧牲人民的裰髯雜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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