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因生存壓力而大量湧入都市，從賣力到賣身，無所不有。中國中產階級市民社會是一個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體，也缺少成熟的現代性價值觀念，對外來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與此同時，城市也是兩極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業繁榮和教育發達與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市民，有著自己堅定的道德、信仰、價值觀念，是維繫社會和諧穩定的核心支柱。中國長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個百病叢生的畸形社會，權錢交易和裙帶關係使財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們越缺德性；中層社會則普遍的麻木不仁，這是中國都市歌舞昇平背後不可忽視的嚴峻實現。可以說，中國城市已是道德荒蕪之地，嚴重匱乏現代性道德文化資源，單一經濟發展以犧牲道德和法制為前提，更談不上整體有序性。
當中國廣大農村興起「向城市人看齊」的新大躍進運動，都市成了農民們羨慕和仿效的標座。在貧富懸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壓力下，進城民工們在道德上無所適從，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終因殘酷現實而降服，轉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們都能做」的簡單道德邏輯。然而，中國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氣者寥寥可數，城市「好人」的哲學則是壞事不幹、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動物，傳統美德在他們身上蕩然無存，又缺乏現代性的價值觀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寬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碼的平常心態。無論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裡有多幺微不足道，當他們面對比他們更弱勢的農民時，就表現出驕橫自大和沾沾自喜，毫無良知的內疚感和羞恥心，更缺乏反思內省的道德勇氣。因此，當十億農民都向這些所謂「高等國民」看齊，其結果使整個國家走向徹底缺德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大凡到過大城市的農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變壞」。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嚴重匱乏個性精神和正義元素，宗法倫理又是一種缺乏正義勇氣的貧血道德，使得中國文化整體無比陰森，以致審美與價值上傾向消極冷漠，缺乏人性張力和正義熱情，這大概是中國人冷血「國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國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鄉兩級戶籍制度毫無鬆動，這一戶籍制度顯然是集權與奴役的新變種，那些在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會持著天經地義和麻木不仁的態度，而農民有一種認命的扭曲心態，那就是他們訴不盡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誰要我們是農民呢？」。路遙是最早對城鄉戶籍不公制度發起抗議之聲的文化人，與《人生》同期的「傷痕文學」便是一片哭訴聲，通篇充斥著「下鄉者」、「下放者」的不幸經歷，這固然沒有錯，但本質上漠視了那些土生土長的農民們的不幸命運。換言之，傷痕文學哭訴的背後，隱藏著城市人的道德危機。中國雖是個傳統農業文明大國，卻有著以「農」字為恥的國民心態，「農民」一詞是中國城裡人貶人的口頭禪，實際利益的歧視就更指不勝指了。趙本山每年在春節聯歡晚會上扮演農民那套絕活之所以那幺受歡迎，就是因為愚昧、醜陋、窮酸的農民形象已成為人們捧腹笑料。城裡人習慣以歧視農民而獲得價值優越感的滿足，也是一種幸災樂禍與變態心理。當前學界「貧富」、「城鄉」或「三農」問題炙手可熱，實質上並非一種社會自覺的良知，而是一種社會兩極分化矛盾的危機反應，因為今天中國農民越來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順，而是有些蠢蠢欲動，似乎愈來愈缺德性，這才引起市民們的恐慌和學術界注視。由於市民社會對現有戶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國兩民」問題遙遙無期，甚至有人公開起來維護這一醜陋的制度。
最近，北京官方對外地人採取頒發給外國人的「綠卡」政策，只適用於那些對北京有「特殊貢獻」人士，通常都是些暴發富商，普通民工顯然無法享受這種特殊待遇，暫住證、挨罰挨關是他們人人不可逃脫的惡運。目前大城市戶口價值三至十萬不等，連一般城鎮戶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許多地方公安部門以抓人罰款、販賣戶口為生財之道。城市中小學校對無戶口求學者高額收費，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問津，子女喪失接受教育的機會。
通常而言，愈是現代性大都市愈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國則不然，僅北京上海兩地便有一種普遍嚴重的都市病態人格，京滬人那種沾沾自喜的優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兩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謂中國之最，與其國際大都市的地位極不相稱。荒唐的是，網上京瀘兩地網人互相貶斥、拆臺，一決高低，顯然是狹隘而偏執的市儈習氣在作祟。總體上，兩地人都惡劣地排斥、歧視外地人，民工被無辜傷害最為嚴重。北京人一貫的霸道狂妄與上海人一貫的驕傲自大，皆成中國都市人格病態特徵。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觀念更為膨脹病態，事實上，北京哪一樣值得自滿的東西不是來自全國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繞幾句不陰不陽的京腔視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過去宮人專有語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奧斯文，更不是什幺貴族派頭，熱愛故鄉或家鄉的本位主義無可厚非，可謂人之常情，但絕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壓人的寶器，可見中國城市階層是多幺缺乏包容與開放的現代素質，跟紐約、倫敦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無法相比，這種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經濟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國現代化走向徹底「缺德化」。
中國都市人習慣把善良與誠實當作「傻冒」行為，視髒活苦力為賤民職業，意味著對勞動與勞動者的藐視，顯然是因為城市人在長期的皇糧制度中養尊處優所致，再加上城市又是集權勢力的中心地帶，權力本身充滿了冷酷和血腥，戕傷良知和正義，可是它現在成了改造十億農民的靈魂加工廠。
那些搞旅遊觀光的山區，常常率先城市化，人們普遍見錢眼開，坑矇拐騙和敲詐勒索漸成常態，跟城市人接觸多了，即使在深山溝裡也會道德敗壞起來，而且經濟意識提高就意味著道德水平的降低，在中國可以說是普遍現象。筆者曾到瑤族山寨，見當地婦女的服飾很有特色，便請求給她們拍幾張照片，她們卻一致拒絕，說除非給錢，不然她們是不讓國內遊客拍照的，她們卻很樂意讓外國人拍照，我一打聽，說是從前國內觀光客和攝影者給她們拍照，總是許諾寄給她們，結果卻是杳無音訊，反而外國旅客很守信用，只要給個地址都能收到相片。我在麗江，也遇到同樣的事情和同樣的說法。農民傳統德行，一遇城市人或一進城，便不堪一擊，土崩瓦解。
中國本來就缺少宗教信仰，拜神磕頭也只是求財避禍，難以成為一種行為規範和價值信仰的普遍準則。長期的封建專制，只有統治者才可以唯我獨尊、自我神化，絕不容許任何普世性宗教超越世俗皇權之上，一旦政權腐敗，社會風氣隨之糜爛。道德本是一種從下而上的普遍社會自覺，它不足以取代法律的功能，重德嚴法，兩者都是任何一個健全社會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只是社會肌體的免疫力，法律則是一種不得已的外科手術。道德高度依賴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意識和經驗判斷，這是它相當脆弱性的一面。
今日，中國政府自詡「便宜勞動力是中國傲居世界的最大優勢」，而中國這個「世界加工廠」，卻是建立在奴役與剝削、壓迫與歧視之上的。大量的外匯，便宜的糧食，高高的洋樓，充足的商品，五花八門的洋貨奢侈品和神話般的經濟增長率，全建立在歧視和排斥農民之上；民工進城，成為檢驗中國中產階級市民社會以及知識份子道德素質的試金石，也是社會公正與良知的一道砝碼，醜惡政治和缺德文化的一個見證。一個不知羞恥、懺悔、公正、寬容和同情的社會，必然是個毫無內聚力和希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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