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6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社團「爭鳴社」策劃邀請著名政治學學者劉軍寧來學校作題為「憲政中國」的學術講座。社團的負責人將這一活動向學校團委匯報，得到了團委的支持。政法大學的學生社團活動比較有特色，採取各社團競標的方式，結果爭鳴社以12票對6票擊敗了競爭的社團，獲得了此活動的舉辦權，並得到校方撥給的六百元人民幣的活動經費。
從27日起，爭鳴社的許多同學便著手操辦講座事宜，落實教室、張貼海報等，均有條不紊地展開。28日晚6點30分，劉軍寧來到學校，幾名學生陪同他到學生餐廳就餐。7點20分，就餐完畢之後，學生陪同劉軍寧走向講座地點第一階梯教室。與此同時，在教室負責接待的同學突然發現，學校的團委書記和副書記帶著數名身穿黑色西裝的不明身份者，來到教學樓大門前。7點30分，也就是講座預定開始的時候，劉軍寧等人即將走進教學樓，突然之間，整座教學樓全部斷電，在教學樓中的數千學生均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斷電之後，校方人員開始封鎖教學樓，只准出不准進。在現場「維持秩序」的人員，既有身穿制服的校警，也有學生會的黨員幹部。見到這種情況，爭鳴社的同學只好將劉軍寧護送出學校。其中有一個同學混入第一階梯教室，發現還有許多同學不願離去，他們看到有人走進來，還以為是主講者劉軍寧，便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 爭鳴社的幾名同學在送走劉軍寧之後，發現校門旁邊停靠著兩輛神秘的奧迪轎車。眾所周知，奧迪轎車是某「特別部門」最喜歡使用的轎車。他們還驚奇地發現，在短短十多分鐘的時間裏，他們在各宿舍樓張貼的關於講座的海報全部被撕得干乾淨淨，而其他活動的海報卻完好無損。之後，這幾名同學發現他們受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物的跟蹤，他們便回到了學生宿舍。不久，社團負責人受到學校團委的召見，團委的有關官員嚴厲警告說：「今天的事情不僅驚動了校長，還驚動了教育部和安全部，他們都派人來了，甚至還準備了防暴警察，你要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你們不准再談論此事！」直到第二天上午，爭鳴社的一名同學在校園裡行走的時候，還受到兩名校警長時間的跟蹤。
據政法大學的同學表示，像這種突然斷電的情況，他們在學校學習數年間只遇到過一次。因此，據我分析，這次斷電顯然不是「偶然」的事故，而是有關方面精心的安排。採取斷電的辦法來阻止學術講座的正常舉行，也虧得某些人士想得出如此下流和卑鄙的手段來。本來，劉軍寧這次講座的題目並非敏感話題，因為在中共十六大之後，關於「憲政」的討論逐漸浮出水面，從新任總書記胡錦濤到民間社會，都在談論中國的「憲政問題」。作為中國最優秀的政治學學者之一的劉軍寧，來到作為中國最優秀的法學院之一的中國政法大學，作一次關於憲政問題的講座，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而且，校方事先也批准了這次活動，從程序上來說，這次活動完全是合法的。有關方面難以通過正常的途徑來阻止講座的舉行，居然採取這種下作的手段，甚至拿「防暴警察」來威脅學者和學生，充分說明今天中國的大學早已經不是一塊「精神的聖地」。中國的大學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呢？「有關部門」已經把答案告訴了我們。沒有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大學，還能算是真正的大學嗎？處處是特務和警察的大學，只能是「特務大學」和「警察大學」。
「六四」大屠殺之後，大學成為中共控制的重中之重。中國大陸所有的大學都淪為「警察大學」、「黨化大學」和「奴隸大學」。官方通過地毯式的輿論宣傳和若干御用學者的配合，在大學中拚命灌輸拜金主義、實用主義、民族主義等邪惡思想，企圖將新一代青年製造成麻木、冷酷、自私的奴才和奴隸。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官方一方面打著關心教育的旗號，通過投入資金、改善待遇來安撫和招安大部分的大學老師；另一方面則用種種手段來打壓、迫害那些堅持獨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學者和教授，阻撓他們接近並影響青年學生。秦暉、錢理群、肖雪慧、摩羅等諸多堅守學術良知的大學老師，都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不公正待遇：要麼被凍結職稱評定，要麼不准公開上課，甚至停發全部的工資。同時，某些御用學者卻飛黃騰達、五子登科，如厲以寧、朱蘇力、劉偉、林毅夫等人，儼然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成功人士」。他們「輝煌」的人生軌跡，對那些剛剛考上大學的青年學生來說，具有
莫大的「榜樣」的意義。至於基本的學術品格和做人的良知，在許多青年學生眼中都成為了一些虛幻的、過時的觀念。近十多年來，官方在大學校園中實施的「一手胡蘿蔔、一手大棒」的政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學已經成為官方的「囊中之物」。
劉軍寧的遭遇，最近幾年來我本人也不斷地遭遇到。兩年前，我應邀到貴州的幾所大學作學術講演，本來貴州大學、貴州醫科大學、貴州民族學院等學校已經安排妥當，但就在我到達的貴陽的第二天，省委宣傳部就專門下文，命令取消所有活動，不准我進入貴陽的所有大學。去年我受邀到南京四所最著名大大學──東南大學、河海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作學術報告，但我剛剛講完一半，江蘇省教育廳和宣傳部便迅速下令取消後面兩個大學的講座。最近半年來，這類事件又連續發生了四次：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林業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學校的講座，先後莫名其妙地被取消。對方要麼是說上面命令在「兩會」期間不准安排活動，要麼說臨近考試學生太忙。中國人民大學採取了與中國政法大學相似的、卻更加高明的手法：他們沒有將整座教學樓斷電，而僅僅是將這一間教室斷電──無比「巧合」的是，恰好是安排我的講座的那間教室的電路壞了，有關方面還特意派電工來裝模作樣地修理一番，然後告訴同學們說暫時修不好。而中央財經大學的同學則告訴我說，是學校「保衛處」通知他們取消講座的。我感到好笑的是，一次學術講座跟「保衛處」怎麼扯得上關係呢？我不過是一名赤手空拳的文人而已，我不需要「保衛」，而我也形不成對「安定團結」的局面的「傷害」。我和劉軍寧先生都屬於「坐而論道」的知識份子，本不該受到「那雙看不見的手」如此高度的關注。
最近我在讀臺灣啟蒙思想先驅殷海光先生的文字，殷海光當年在臺灣大學的遭遇讓我深有感觸。1958年1月16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表《我們的教育》一文，痛斥國民黨破壞教育、毒害學生的卑劣行徑，他指出：「今日臺灣的教育，細細觀察，不僅不及民國初年，而且不及滿清末年。那時的教育，是逐步向一『開放的社會』發展；今日臺灣的教育，則是向建立一個『封閉社會』之途邁進。大致說來，這幾年臺灣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這就等於說，這半個世紀的時光是白浪費了。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一浪費，還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停止，我們真為下一代擔憂。」殷海光繼續寫道：「這幾年來，在背後控制臺灣教育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這兩個原則又是互相滲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臺灣黨化教育的得以實施，顯然並不出於家長及受教育之歡迎悅納，而全系藉政權便利從事佈置。厲行黨化教育者挾其無可抗拒的政治優勢和一二頂大帽子，控制學校機構，樹立黨團組織，並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網既佈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黨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制學生課內外活動。彼等黨化教育，把下一代鑄造成合於他們主觀需要的類型。」如果把殷海光所說的「今日臺灣的教育」改為「今日大陸之教育」，不僅驚人的相似，而且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中國的大學教育，不是解放人的教育，而是奴役人的教育；不是讓人成為人的教育，而是讓人成為工具和野獸的教育。今天中國大學的淪陷，不是淪陷於異族，而是淪陷於本國的統治者。某些人按照管理軍隊、管理警察的思路和方式來管理大學，將大學逼進了一個「死門」。少數人為了保持自己並沒有合法性的權力，不惜讓斬斷民族文化命脈、摧抑大學精神。在我看來，對大學的戕害，是專制統治者對文明所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大學的淪陷，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衰敗的開端和標誌。殷海光當年感嘆臺灣教育倒退了五十年，我們今天離殷海光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又過去了將近五十年，我們是在倒退的基礎上的再次倒退，這是何等的可怕和可憂啊！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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