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章士釗的調停，再好的內容轉述，也不可能達到直接閱讀原文的效果，所以現將原信全文引錄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緬維64年春節元日潤公(毛澤東字潤之－－以下註釋均為引者所加，不另說明)開教育會議於上海(此處為作者誤記，應為北京)，公與釗(章士釗自稱)均列席。時潤公縷述北大積弊，心長語重，響徹殿廊。未意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體系全體魚爛而亡，致有今日。回憶前塵，應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時不過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幾於無遠不屆，無高不達。馴(漸)至近日集中力量與公為難。顧(但是)細繹(理出事物的頭緒，意即分析)潤公曆次工作會議談話意旨，類(大都)無不於公優加顧惜，有增無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責任，我亦有責任；又曰：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又曰：錯了，說明白，改過來就行，我無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質(公正的心地，光明的本質)，與天下人以共見。嘗論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人們對善的追求，都與我一樣)；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蘇子瞻《與程正輔游香積寺》詩云：「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釗觀近日廣眾宣布公之十大罪狀，若而無產階級路線，若而資本主義路線，疑似之間易滑而進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難東西忽而換位，黑白驟而變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曾說到有人不懂馬列主義而特裝模作樣，自封為領袖，以家長式在黨內發號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為指摘陳獨秀一流人，然讀者謂是謾罵潤公。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斯殆(這差不多)別有用心，應置之不論不議之列。
竊以共產黨起家不易，由草創以至統一全國，前後四十餘年之久。兩公皆始終其事，相與戮力拚命以底於成，此何等珍貴友誼，豈可等閑視之。以釗揣知公於潤公，微論(不用說)學術，即以裡(同鄉)與年事(年紀)論，風義原是師友相兼。加以親隨有年，不斷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處於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屬誼所當然。今外間之所齒奇齒乞(咬，啃。喻忌恨、傾軋)公者，姑不論是非虛實如何，而公應執持百鳥不噪空窩(喻大凡世間諸事必有其因由)之確信，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跽(長跪，雙膝著地，挺直上身。表示態度極其誠懇。)謝罪，舉一切讕言毀語自矢(猶自誓。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喻立志不移)。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向後在潤公統一指揮之下共同施行無產階級路線，期於一流而無間(同一派別而毫無隔閡)，傾懷自誓，毫無保留。
須知人非聖賢，孰不有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釗敢信潤公樂於公之有此一舉，立(即刻，馬上)以公之誠懇轉達群眾，於是約期開一懇親大會(原來是學校召集學生家長交流學生在校情況的聯絡會，後來也指稱拜見宗族長輩、交流親友感情的聚會。)，兩公同時出席，相與化豺狼於玉帛，易戟指(伸出食指指著人斥責，喻情感不睦)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層累蔓延(逐級聚積、株連與擴大)之各項糾紛均相次而得到解決，豈不大快！豈不大快！雖曰今之無產與資產兩條路線之劇爭不比於趙國之兩虎共鬥，有妨國家之急，獨美帝與各國反動派正悻悻同以中國為敵，而共產黨解放世界之大任，復以各被壓迫民族興起緩慢，吾囿於以一服八(侷限於用一國去說服教育八國。蘇共二十大後，蘇聯及東歐七國在共產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國際關係諸問題上先後與中共產生分歧，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之艱苦形勢，難於一鼓驟成，實不宜於國內延長動亂，阻吾進路。
曩(從前，以往)朱叔元《與彭寵書》：「凡事毋為親愛者所痛而見仇者所快」，吾為此懼，深有感於斯言，竊惟潤公之用心無過犯錯誤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崗位而各有貢於國，以符合於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團結，以康而國(使國家強盛)，以崇而民(使人民政治地位、經濟生活水平提高)已耳。此由表面窺測似甚難，由間道鍥入則甚易。語云：「解鈴還是繫鈴人」，此一易於反掌之轉移形象，兩公實在握焉。惟公先圖利之(您首先主動從事有利)，國家幸甚。
專肅，順致
政綏章士釗謹啟
章士釗在寫這封信的同時，還寫了一封給毛澤東的信。我們雖然現在還不能見到章氏寫給毛澤東的信，但從他給劉少奇的信和毛澤東給他的覆信中，我們已經完全可以大體推知信的內容，自然是規勸毛接受劉的負荊請罪，嚴肅批評但也原諒他的錯誤，團結一致，共同領導好國家的建設。
毛澤東接得章氏信件後，很快就回了一信。此前，在諸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指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雖然都程度不同地影射到劉少奇，但作為毛澤東個人，在劉少奇問題上最直白的表態，截至目前止，很可能這是僅見的材料。全文是：
行嚴先生：
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敬問安吉
毛澤東3月10日
前兩句說從大局考慮，我們的願望是一致的，予以肯定。但「個別人」的「情況複雜」，「尚難」如同章之來信中那樣對其予以「肯定」，那「尊計」也就只能「緩行」了。
在造反派幾近喪失理智地「橫掃一切」的恐怖日子裡，在造反派的眼裡，像章士釗的具體情況，將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多少遍，其理由也是用不完的：段祺瑞執政府的司法部總長，鎮壓學運的劊子手、魯迅要打的「落水狗」，國民黨政府的參政員，封、資、修齊備，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俱全。誰能說出半個不字？這一點他本人比誰都明白。但他置上述一切於不顧，義無返顧地從中調停全黨全國的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真正夠得上大仁大義大智大勇。如果說他有可恃的是與毛的私誼甚厚，那一個接一個被批判打倒的劉、鄧、陳毅、李達與毛的私誼，哪個又比他薄？
在此之前，當「紅衛兵」抄了家以後，章先生一怒之下，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毛不僅未加責怪，還將章信批給了周恩來，周利用這個批件，拉了一張宜加保護的民主人士名單，不少人是借了章士釗這封信的光，才免遭劫難的。有人就以此為據，認為可能是這件事情給章壯了膽，他才敢「得寸進尺」，不揣冒昧、不怕風險地給毛、劉分別寫這兩封信。除此之外，人們盡可以再作其他各種各樣的分析與猜測。
但是，無論怎麼說，章先生這樣經歷極為複雜的民主人士，能夠這樣做，更為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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