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禍方面大致也有兩種類型：一類是「狂風暴雨」式的，如戰爭、海盜、車禍、報復、暗殺、侵吞、恐怖活動等等；另一類則是「和風細雨」式的，如性病、誣告、誹謗、階級鬥爭、清除異己、紅頭文件、政治謊言、極端民族主義等等。這其中，政治謊言的危害遠遠大於其它類型的人禍。
疾病可以控制、預防和治癒；誣告、誹謗等可以通過調解、訴訟或其它方式得到合理的解決；階級鬥爭是階段性的；紅頭文件也只是一種形式；甚至極端民族主義都可以通過外交的、經濟的、文化的和軍事上的手段進行緩解、遏制、化解──只有政治謊言這個禍端，為害一方，橫行一時，風行各朝各代，長期行之有效。從張藝謀執導的電影《英雄》所弘揚的暴君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謊言，到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學至上主義，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到宋代名將岳飛的「莫須有」之罪，到明朝末期的宦官當政，到清朝「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文字獄」，到民國袁世凱70餘天「皇帝夢」，到蔣家王朝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到「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紅色恐怖」，再到「清污」運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三講」運動、「三個代表」運動，及至幾個月前，為了最高權力分配的政治需要，瞞報、謊報「非典型肺炎」疫情，從而造成疫情蔓延、大面積失控和舉國恐慌的混亂局面，造成經濟發展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
陳四益先生在《南方週末》上的一篇文章《人類面對愛滋病》中談到娼妓和性病問題時說，規章上娼妓存在的非法和現實中非法存在的娼妓，使娼妓成為眼裡有、口裡無的人群。儘管嫖娼者隨處可以找到滿足需求的獵物，某些為官者卻羞於承認即有的現實。娼妓帶來的社會弊端之一，是性病的擴散。而羞羞答答的態度，使性病不能受到有效的監控。因為是公開見報發表的文章，陳先生在這裡十分幽默地使用了「羞羞答答」這個字眼，已經是夠客氣、夠溫和的了，給當局留了一個很大的面子。事實上，羞羞答答還只是一個較能為人所接受的態度，畢竟還有「羞」可言，而那個壓制輿論、瞞報、謊報「非典」疫情的廣東黨國要人張德江和前衛生部黨組書記、部長張文康的醜惡表演則無恥到了極點，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具諷刺意義的是，「三講」最出風頭的，講「三個代表」最起勁的，也恰恰是這夥人！
「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大規模發生，給偉光正上了一堂極為生動的「黨課」，那就是說謊的嘴巴，早晚是要挨巴掌的；也給那些對中共一黨獨大盲目熱愛、心存幻想的愛黨人士上了一堂生動的古代漢語課，讓他們真切地體會什麼是「掩耳盜鈴」，什麼是「自相矛盾」，什麼是「聒不知恥」，什麼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同時，通過「非典型肺炎」疫情在2003年春天的發生，中國其實走在兩種可能的歷史選擇之間：要嘛繼續瞞報、謊報下去，欺騙國人、欺騙世界，走強硬路線，死不悔改，「打死也不說」、「怕死不當共產黨」，結果也許會出現幾個金正日、薩達姆那樣的被極端民族主義所狂熱祟拜的鐵腕政治狂人（相信一些學者如何新、曠新年、韓德強之流會寫下大量的讚頌的文章）；另一條就如現在正在發生的這樣，在世界輿論強大的壓力下乖乖承認錯誤，被迫面對現實，做極其誠懇的「政治秀」（當然也正如其一貫所用的伎倆，又開始大肆吹虛自己如何「偉光正」、「三個代表」如何英明等）。
短短几個月間，中國的歷史「忽悠」地在兩種可能發展的軌道面前做出了艱難的選擇。儘管這也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過程，但畢竟還是付出巨大的生命的代價，並且還每天有人在醫院陸續死去。我們在慶幸自己沒有被「非典」奪去生命之時，還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政治謊言的威脅照樣存在，下次的天災人禍不知何時會突然發生。政治謊言所造成的災難隨時都有可能奪去我們的生命，只不過它會不停地變幻招數，令人眼花繚亂，它的謊言會更加美麗、動聽，會更加荒唐、幼
稚和可笑。也許將來還會產生一個有意義的詞語：「非典型謊」。
（2003.5.10）(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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