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中文大學出版社，二000年香港，以下簡稱（紅太陽》）所檢示的血淋淋的史實。
「一將功成萬骨枯」，雖然這些戰士通常都是在抵抗外國、外族侵略或與敵對陣營戰鬥的戰場上死去，但將軍們仍有歉疚感甚至受史家譴責。
毛澤東如何奠定「紅太陽」地位
毛澤東的戰士成千上萬地死在領袖的屠刀之下，可毛卻被人冠以「偉大領袖」、「人民救星」的稱號，備受讚揚。
歷代開國帝王例如朱元璋，都是在登上金鑾殿屁股坐穩之後，才開始誅殺功臣元老，然而毛澤東自落草為寇伊始，就在自己的陣營中大開殺戒。毛澤東殺外國（日本）人少，殺中國人多；殺國民黨人狠，殺共產黨人更狠！
該書從江西蘇區的「殺AB團」寫起，條分縷析，廣徵博引，引用大量中共官方出版的歷史資料，詳述遵義會議、延安整風直至七大召開的情況，揭露了毛澤東如何詭計疊出，陰謀耍盡，甚至不惜製造血腥恐怖，用消滅肉體的凶殘手段，篡黨篡軍，從而奠定他在黨內軍內獨尊、獨裁的「紅太陽」地位。
革命隊伍血淋淋的「同志」關係
一九三O年十一月毛澤東親自主持了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的「打AB團」運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AB團」分子（其中幾十個是「AB總團長」），這些人全都遭處決（《紅太陽》第十七頁)。紅一方面軍內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曾與毛有過意見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如大革命期間入黨、參加南昌起義後隨朱德上井岡山的何篤才，只因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支持過朱，此時便被誣為「AB團」分子而殺害。
中共江西行動委員會負責人李文林在其主持召開的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上，不指名地指責過毛的一系列觀點和做法，毛便將參加該會議的全體人員一律視為「AB團」分子，列入應予「撲殺」範圍。
毛的倒行逆施引起紅二十軍官兵的恐慌、憤怒到反抗，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發動了「富田事變」。結果這個被激發出來的事變，又遭毛血腥鎮壓下去了，從副排長以上至軍長、軍政治委員全部被槍殺，紅二十軍番號也被取消。（文聿：《中國左禍》，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香港）
毛的繼承者們為了保住毛澤東這具殭屍，也是為了保住他們自己，硬是要把毛後期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排斥在「毛澤東思想」之外，結果引出「思想沒有錯誤、錯誤不是思想」的怪論。其實毛的極左、蠻橫、殘暴、以整人殺人為樂的作風是幾十年一貫制的。
毛在一九三O年十二月寫給紅一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李韶九的手令說：「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紅太陽》第十九頁)
不殺人，就要被別人殺。這就是「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革命隊伍裡血淋淋的「同志」關係。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毛再次開展這種殺人比賽。毛要求從中央到各省市，從各大軍區到各級軍區「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縮短學文件的時間（有四五天就夠了），召開幹部會，限期（例如十天）展開鬥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麼人，一律撤職查辦。」（《毛澤東傳，〈一 九四九----一 九七六〉》，中央文獻出版社，二OO三年，北京）「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同上）與二十二年前如出一轍。
「殺人而後人殺」的魔圈
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個大陸都變成了一部殺人機器。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公布：文革中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當時全大陸人口的九分之一。(《動向》二OO四年三月號）在這被大大縮小了的「二千萬」和「一億多」之中，共產黨員絕不在少數，如劉少奇、彭德懷、陳毅、賀龍、林彪、張霖之、閻紅彥、陶鑄、周小舟等等，其實這些人也是殺人如麻、對同志決不手軟的殺人高手。在毛澤東操縱下的中共這具殺人機器中，他們殺人，最終也被殺。這就是他們的悲劇、也是中共的悲劇。
只要中共不肯放棄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體制，只要中共不肯走民主憲政這條道路，中國共產黨就一定無法逃出「殺人而後人殺」的魔圈。
(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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