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在抗日根據地一次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中強調要進行「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教育，毛澤東惱羞成怒，於6月6日專門給不懂權謀的彭 大將軍發去了這樣一份電報，對他進行嚴厲批評：
「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於民主教育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並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為著增進人類互助團結與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其實現在各根據地的民主、自由對於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無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與過於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發布關於寬大政策的解釋，強調鎮壓反動分子之必要，你在談話中沒有採取此種方針。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上提倡實行復決權，不但不利 ，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 要施於人。只有在階級消滅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一種為著打倒共同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我們應該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並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的口號。……」
電文已收入權威的人民出版社1999年公開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6頁。這一珍貴的文獻足以讓我們極為清楚地看到，早在1943年以前，毛澤東對民主、自由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誠意，把民主、自由完全當成了旗號、幌子，當成了奪取天下的一個道具。到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口頭報告中明確說，「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1世紀環球報導》2003年3月3日，李銳專 訪）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中更進一步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1992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十六冊收入了這一文件。只是那些「一邊倒」的民主黨派蒙在鼓裡罷了，什麼「聯合政府」，什麼「新民主主義」本來就是虛的，瞭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找到了「反右」之所以發生的根源，所謂毛澤東被「小知識份子領導大知識份子」之類的觀點激怒才使鳴放運動轉向，所謂「陽謀」、「陰謀」的討論就變得沒有多少意義，從1947年到1957年，十年後才最終完成那個「黨內指示」，已經夠客氣的了。從40年代決定跟毛澤東合作的那一刻起，羅窿基、章伯鈞他們的命運實際上早已注定，這恐怕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他們沒有洞穿毛澤東打出的那些民主旗號從來都是只一種策略、權謀、招術，並無任何誠意。而在中共黨內，這本來就不是一個秘密。
「依憲執政」、「依憲治國」的口號放在今天，也確是有新意的提法、旗號，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無論是多麼動人的旗號、設想如果缺乏足夠的誠意去實施，那也不過是一張從未打算去兌現的空頭支票，對此我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最重要的乃是誠意，是對歷史、對本民族乃至人類的責任感，缺乏誠意，連「葉公好龍」也談不上。讀史使人明智，重溫20世紀中葉的歷史， 有助於我們更清醒地認識現實。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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