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增強企業活力為初衷。企業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引入市場機制，讓企業從各種行政依附中完全獨立起來，成為自主生產、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權責利相對稱的經營主體。企業改革的大致過程是：（1）通過簡政放權給企業"鬆綁"；（2）縮小指令性計畫的生產、投資和銷售指標，擴大指導性指標，直至由市場需求調節生產；（3）採取企業留利分成制度和恢復職工的獎金制度，激發企業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4）變國家計畫供應物資原材料為市場調節，變國家統購包銷產品為擴大企業自銷；（5）採用各種形式從社會上或由企業內部職工評選產生企業廠長經理；（6）採用各種經營承包形式，約束經營者，強化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推廣廠長負責制，把企業黨組織變為監督性的機構，設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以保證企業職工的權利和利益。
與企業改革相平行發展的另一條線索，則是圍繞企業外部環境的價格、財政及稅收體制方面的改革。1984年、1985年對工業生產資料實行計畫外產量市場價、中央統配物資比重逐年減少，形成了生產資料雙軌價體制，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一大創造。這是一個在價格變動面較小的條件下，利用價格調節企業行為和資源配置的轉軌機制。
總體來說，價格改革的作用是積極的，起到了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但是，由於企業制度基本未變，預算約束仍然較軟。價格改革直接或間接地帶來了生產資料價格全面上漲和工資膨脹的結果，甚至出現了價格重新管制的跡象。"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就是當時、甚至也還是今天中國經濟改革的典型概括。
1985年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為摸清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把握下一步改革的機遇和挑戰，進行了首次大面積企業調查，並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成功地提出了一系列研究報告。研究報告指出：在擴大企業和地方自主權為特徵的改革中出現了"投資膨脹"和"消費膨脹"的傾向，並指出只有進一步深化微觀方面的改革──即以企業為基本經營單位的改革才是出路。此後，由於這兩個膨脹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環境惡化導致全國性的價格改革延緩了下來。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熱點又自然轉移到企業改革方面來。不過，這時關於企業改革的討論，已經超出簡單地給企業放權讓利的一般意義，而是在更深刻的層次上展開。例如，企業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及改革政策是如何反應的？如何預測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如何預測短期的經濟景氣？等等。顯然，簡單地運用西方經濟學方法和模型是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道理很簡單，我們既沒有一個能在企業微觀層面上收集可靠的、可比較的、可量化的並能與國際上通行的會計制度和分析方法接軌的信息系統，也沒有一個能夠在統計意義上定量收集和分析企業在"雙軌制"下運行的生產、銷售、投資、現金流動諸方面行為和效益的信息系統。已有的統計制度、指導體系、財務會計制度，均是為計畫經濟服務的，以國家統收統支為導向的。
1986年夏，體改所組織了一個以經濟學家為主的十八人代表團，在索羅斯資助下，到積累了多年改革經驗和教訓的匈牙利、南斯拉夫進行了一個月考察。代表團回國後，所長陳一諮提出：根據匈、南改革的實踐，我們應該盡快建立起"宏觀景氣分析系統"、"微觀企業觀測系統"和"社會輿論調查系統"。我當時擔任體改所綜合經濟研究室副主任，接受了組建"企業觀測系統"項目這個重要任務。
1986年底，我提出了一個在科學定點抽樣一批企業的基礎上，利用現行會計制度和統計制度，參照國際上通用的會計指標體系及其分析方法，定期地收集定性和定量數據，對轉軌時期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行為及市場表現進行統計分析的決策支持系統的設想。這一建議上報紫陽總理後，立即得到他的首肯和批復。他並委託鮑彤與財政部及國家科委協商，落實了三十萬元的啟動資金，由體改所負責系統的設計與建設。後來，由於設計思想的創新及改革的迫切需要，該方案又列為" 七五"期間國家社會科學重點項目。在紫陽總理的關心和支持下，我們的設計方案在國家統計局工交司的配合下，僅僅用了短短數月，就建立起了"中國企業觀測系統"，於1987年初夏開始運行。
該系統定期收集來自兩千家定點企業的定性和定量數據。定性數據來自於每六個月一次向樣本企業的廠長經理們發放的問卷。問卷包括生產能力的利用、產品銷售、原料和存貨、訂單和主要產品的價格諸方面與去年同期的對比，以及對今後三至六個月的て塚晃示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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