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留在骨灰盒上的小紙條

發表:2005-06-17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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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O年「六四」後的一天,張先玲女士給我送來了一張小紙條。她告訴我,這是她從萬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發現的,她說這張紙條看樣子還是在清明節時留下的。紙條上寫著:「……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倆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紙條上留下了寫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單位的電話。這個紙條轉到我手裡後,我隨即給這位遺孀寫了一封信。幾天後,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上說,過一些時候她要來看望我。大概是這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穿著黑色裙杉的年輕女子來到了我的家裡。她就是那位渴望與難友取得聯繫的遺孀──尤維潔,死難者楊明湖的妻子。她告訴我,她身上穿的這身黑色裙杉,是她丈夫出差廣州時為她買的,想不到丈夫一回到北京就遇難了,都沒有來得及看到她穿上這身裙杉。尤維潔,是我們由於共同命運走到一起來的第三位難友。

那個時候難屬間的聯繫是要冒風險的。北京城仍處於戒嚴狀態,清明節、「六四」週年,北京的各個墓地都有公安干警的嚴密監視。也許,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鬱積在心裏的悲憤和孤獨壓抑得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懼怕和顧忌,竟想出了這樣一個聯繫的辦法。

遺孀的血淚回憶
我從她滲透著血和淚的話語中知道了一切。她和她丈夫都是「老三屆」的。由於楊的父母早逝,留下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所以他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擔。因為他失去了青春年華,上大學、找工作,都曾費盡周折,直到三十六歲上才結婚成家,有了一個小男孩。她說她比丈夫小六歲,也是靠自己的奮鬥走過來的。可見這是一個歷盡艱辛而組織起來的小家庭,一切都來之不易。

可是,這個小家庭只存在了短短六年時間,就一切都成了過眼煙雲。

她說,那天他剛從廣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場殺戮。四日凌晨一點多,他聽到外面有槍聲,說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國的軍隊會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騎車離家到了天安門西側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東長安街的馬路邊。將近兩點半左右,從公安部大院衝出來的戒嚴部隊向群眾掃射。就在這當兒,他中彈了。一個壯實漢子,離家不到一個小時,就喋血於東單公安部前的長安街頭。她說,當時民眾用平板三輪車把他送至附近的同仁醫院,及時作了搶救。但那是一顆炸子。他的膀胱被炸成了幾片,骨盆處炸出了一個大洞,骨頭已成粉碎。大夫對傷處作了縫合,但周圍的一些毛細管已無法找出,血還是不停地往外冒。醫院的血漿不夠用了,他的血型又是AB型的,很難就近找到血源。在無奈之下,院方讓她去大街上求助來往的行人。然而,她被突如其來的厄運嚇壞了,站在馬路邊上只急得直哭。最後還是陪護她的一位護士小姐幫了她忙。在那樣的非常時期,要找來市民為傷者輸血並不難;然而,縱然找到了血漿,大夫也已無回天之術了。楊明湖在醫院裡同死神搏鬥了兩天兩夜,在這段時間裏,他一邊輸血,一邊流血,終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於六月六日八時停止了呼吸。她說,他丈夫在臨終時曾用微弱的聲音深懷歉意地對她說:「對不起!對不起!」別的話已無力說下去了。那一年他四十二歲,兒子才五歲。

一個正準備揚帆遠航的有為青年就這樣走了,拋下了深愛著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置放在家裡,她總覺得丈夫仍在她的身邊,可兒子天性敏感,孤燈下面對父親的骨灰盒難以入眠。於是,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京郊萬安公墓的骨灰堂。每當清明、週年,她帶著兒子遠道去給逝者掃墓,年復一年,從未間斷。

維護做人的權利和尊嚴
生活太艱難,母子倆咬牙忍著。她曾找過丈夫生前單位,單位答應給她八百元撫恤金,但條件是要她在一份事先寫好的她丈夫屬於「正常死亡」的書面結論上簽字。她拒絕了。她說:「這不是事實。我不能對不起死者,我寧可不要這筆錢。」八百元,僅僅是八百元,它能使受屈辱的弱者再一次受屈辱!可她是堅強的,她意識到了做人的權利和尊嚴。

時間一長,周圍的人們也就對這個家庭曾經發生的事情漸漸淡忘了,只是地住區的片警還常去「關照」她:「今年『六四』還去掃墓嗎?」
「去啊。為什麼不去呢?」她反問。
「你現在對『六四』怎麼看?」片警又問。
「你要我說真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真話羅。」
「那我就告訴你,我想不通,政府為什麼要開槍殺人!」
片警訕訕地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勸你還是現實一點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時半會兒能翻得了的。」那位片警是忠於職守的,但他心底還存有那麼點善良,他不忍心再加害於這對無依無靠的孤兒寡母。

類似的「關照」,這麼多年來始終沒有間斷過。一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子,片警就會敲她的門:「大姐,求您了,令兒個別出門。」
「為什麼?我總得出門買菜做飯吃吧,」
「您要買什麼,言語一聲,我給買去,算我請客,我有加班費。」
「誰要您買,我自己買。」
「大姐,求您了,我如果讓您出門,我這飯碗就甭想再端了。」
結果,她心一軟,就讓步了。

北京的片警忠於職守,但他們的心地是善良的。他們不能違抗上面的旨意,但面對這孤兒寡母總還是表現出一定的善意。有一年「六四」前夕,公安部門不知從哪裡得到「情報」,說「六四」那天她要參加「白花隊」去天安門示威。她住地的片警並不真正相信有什麼「白花隊」,而且知道那幾天尤摔壞了骨盆下不了床,但這些片警還是在她門口坐守了三天。這個執政黨大虛弱了,總是憑空製造出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也許,這不過是對民間社會保持一種恐怖高壓的手段罷。

尤維潔是我們最早取得聯繫的「六四」難屬之一。在最初的幾年裡,每逢寒暑假,她總要帶著兒子來我家裡讓我看看,尤其是春節,孩子也總是早早盼著來我這個「奶奶」家。一聲「丁奶奶好!」我心裏說不清是什麼滋味,但我不能掉淚,我不能讓他幼嫩的心靈再一次受到傷害。後來,孩子漸漸長大,從小學生,到中學生,現在已上了大學。但我眼看著這位寡母是怎樣含辛茹苦把孩子帶大的。她在母子倆最艱難的時候下了崗,人到中年又過早地成了退休工人。為了再就業,她咬緊牙關去進修業務,她終日奔波於各個單位,不停息地打工掙錢,為的是把失去了父愛的孩子撫養成人。現在,孩子終於上了大學,算是有一個盼頭了。但願她付出的一切能得到應有的報償。

二OO五年一月七日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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