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夫婦家居生活:兩人上下床時間全然不同

發表:2006-05-22 17:21
手機版 简体 打賞 0個留言 列印 特大

進入官邸始末

我在同濟任助教一年半後,教授們很欣賞我的工作表現,決定將我越級升講師。不料報上教育部去,公文還沒下來時,我卻接到另一份公文調我回重慶。那是由軍事委員會方面發來的公文,要我前往任職,我因在學校做得很好,非常不願意去,便加以回絕。不久之後我又收到一封信,是父親寫來的,他堅持要我到重慶軍事委員會任職,父命難違,我在無奈下只好回重慶去。

回到重慶我才知道,原來我家在重慶有棟四層樓房,但因妹妹身體不好,父親便在重慶汪山修了一棟別墅,專供妹妹養病之用。因那屋前有五株梅花(包括白梅、臘梅、紅梅各一株),父親十分喜歡那棟房子,故抗戰爆發、轟炸開始後,我們全家便搬到汪山別墅去。巧的是,汪山旁隔條山溝的山叫黃山,兩山之間有公路可通,當時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看中這座黃山,便將行轅搬至該地,每週均上山辦公。蔣先生搬到黃山後,便針對附近住戶調查戶口,知道我們那兒有棟不錯的房子 (即我家別墅),也知道是誰住在那兒,調查得十分清楚。當時蔣先生身邊幾位高級人員如王惕吾等,都與我家人很熟,也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所以便打算把我調到軍事委員會。不料我竟不答應,他們便直接找我父親,並動之以情,表示我若到軍事委員會上班,因離家很近,便可就近照顧家人。父親聽了覺得有理,才寫信非要我回去不可。

同濟知道我的情形後,還特地讓我留職停薪,待一兩年後若我離開軍事委員會,便可再回同濟工作。從那以後,我便開始在重慶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上班。初進去時,他們給了我一個少校階級,並讓我在醫務所內工作。當時的醫務所吳齡深所長是位留德博士,專攻內科,他覺得自己一人忙不過來,需要一位外科輔助,而我專攻外科,便徵調我在那兒工作。醫務所裡除所長外,另有兩名醫生和一位男護士。不過那時蔣先生看病仍以吳所長為主,因為吳所長一直都跟著他,其他人只需為蔣先生以下的其他高官看病。

在侍從室工作是沒有星期天與例假日的,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均需待命。剛開始工作時我十分不習慣,醫務所的人也都很體諒我,便表示私下可以調班,只要留一個人在醫務所,另一個則可溜回家去。大家一個禮拜可以輪假一次,所以我每個禮拜都可以回家。

替蔣先生醫治癤瘡是我與「御醫」頭銜結緣的開始。1943年,我才進官邸服務未幾,蔣先生肛門附近便開始痛,吳大夫看過以後對蔣先生說:「這是外科的病,我找熊丸來看。」蔣先生答應後,我便前去替他看病。經過診斷,我發現那癤瘡已經化膿,光是擦藥無效,應該把癤瘡割開,將膿放出,於是便直接對蔣先生說:「報告委員長,這可能要開刀喔!」蔣先生問:「要怎麼開啊?」我說「這很簡單,我拿個小刀就可以開了。」蔣先生當時便說:「好啊,你去拿呀!」於是我便帶了開刀器具,消過毒,便去幫蔣先生開刀。開刀時我幫他把癤瘡割開,把裡面的化膿一放,蔣先生的癤瘡便治好了,是個很簡單的手術。

其實照規矩講,那時我應該小心謹慎地請蔣先生到醫院治療,但因我那時年輕,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便直接替蔣先生進行手術。我替蔣先生治好癤瘡後,正好有人提報吳齡深擔任軍醫署署長,蔣先生問他要找誰接替他的工作,他便提議由我擔任,蔣先生說:「好,找他來我見見。」待我上去見了蔣先生後,他立刻開門見山地說:「你來做我的侍從醫官!」從此後,我便開始了四五十年的「御醫」生涯!(熊先生自1943年起擔任蔣公醫官,至1975年蔣公去世,共計32年。在此謂四五十年的 「御醫」生涯,尚包含至經國先生去世的1988年為止。)

蔣先生夫婦家居生活

蔣先生與夫人在重慶的臥室,是兩張大床並排在一起,再以一張大蚊帳將兩張床罩住。床的旁邊是一間起居室,裡頭有兩個大櫃子,一個放蔣先生的衣服,另一個則放夫人的。臥室外分成兩間辦公室,蔣先生與夫人各一間,他倆白天各辦各的公,夜晚上床睡覺時間亦南轅北轍。蔣先生晚間九十點便上床,夫人則不到一兩點不會睡覺;早晨蔣先生約六點多鐘即起床,夫人不到 11點鐘不會起床。他倆的生活方式一中一西,上下床時間全然不同,但兩人上下床都輕手輕腳,誰也不吵誰。

我在重慶那段時間與蔣先生接觸不多,但仍知道周圍的情形。當時重慶市面還很安定,沒聽過什麼搶案、失火,或示威等情事。交通工具有轎子、三輪車與公車,因重慶是山城,所以腳踏車不能走,蔣先生到黃山均乘轎子。蔣先生在黃山的房子坐落於山頂,是座不頂豪華的木屋,四周環境十分安靜。而蔣介石在四川的轎子習慣上都有三個轎夫,其中兩人抬轎一人換班。故蔣介石要由重慶上黃山,需先搭乘汽輪至長江彼岸的南安,再換搭汽車到黃山官邸,然後乘轎上山頂木屋,約需走八九十階梯子。

由於蔣先生與夫人在重慶時,有許多時候均需用轎,故在官邸裡確實有一頂專用轎子。當他們要上廬山時,也經常坐轎上去。但來臺後,除了到復興鄉角板山之外,那頂轎子便很少用了。過去在四川坐兩人抬的轎子是很平常的事,因為四川多山,轎子是最平常的交通工具,故有「滑竿」的出現。不過蔣先生坐的轎子比滑竿好的地方是:他的轎有蓋可遮雨,還有帘可遮擋轎內的人,讓外面的人看不見,此外均與一般滑竿相同,是種前後兩人抬兩根竹竿,當中有把椅子可坐的簡式轎,與花轎並不相同。抬轎的轎夫也都是經過專業訓練的,他們絕對不會滑跤,因為一滑跤便沒面子了。他們很穩當地上下梯,踩得很穩,我從未見過有哪個轎夫跌跤過。一頂轎共有兩個轎夫,前後各一。有趣的是:他們在抬轎時還會彼此相呼應,若前面轎夫看見道路很滑,便呼曰:「滑得很。」後面轎夫聽了即答稱:「踩得穩。」 而前面轎夫若看見路上積水,便先提醒:「前面亮光光。」後面轎夫聽了便答道:「後面水噹噹。」當前面轎夫說:「兩邊有(意指兩邊都有人)。」後面便應: 「中間走。」這樣一問一答,除有交通警示作用外,也表示後面轎夫聽到警示。且因都是押韻的句子,故十分有趣。

抗戰時四川交通可通印、緬,每回只要有人出去,大夥兒便托他買些OMEGA表回來,在當時這已是極好的表。當時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公車、轎子或腳力,不過蔣先生自己用了轎後,市面上的轎子便漸少了,因為蔣先生認為轎子是種很浪費人力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力修筑馬路,提倡單人拉的黃包車(又稱人力車)。當時汽車很少,走遠路全靠公車,不過那時的公車是燒煤炭的,經常會拋錨。

蔣先生很重視運動,每天要散步三次(早餐後、午覺後及晚飯前)。晚上散步通常是坐車出去,到黃山風景好的地方走段路。有一次發生一件趣事:因黃山上有個空軍基地,雖然山上馬路並不寬,但基地裡的卡車卻開得很快,使得路上揚起很多灰塵,也不管路旁的行人。有一回正巧蔣先生在路旁散步,他一看到卡車駕駛開得那樣快,便叫卡車停下來,然而那些卡車司機平常便不管別人,所以根本不理會蔣先生,照樣高速通過。卡車繼續向前行駛,遇到走在蔣先生之前的中將級侍衛組高級人員,這些高級人員一看到卡車這樣橫行霸道,竟不理會蔣先生喊停,便舉雙手意圖攔下那輛卡車,誰知那卡車司機非但不停,還吐了一口痰在高級人員臉上。卡車司機隨後又遇到一些武裝人員,此時他一看情況有些不對,便趕緊下車逃逸,連車子也不要了。

蔣先生和夫人常出外野餐,且每回都請一位客人一起乘轎前去。有一回他們到廬山野餐,請我一起去,我那時的階級是中校,另外一位陪侍蔣先生身邊的侍衛官則是中將,不料那一次那位中將沒轎子坐,我一個中校反而有轎子坐,於是我只好下來陪他一起走,不料這一走便走了兩個鐘頭才抵達野餐目的地,因為夫人喜歡到很遠的地方野餐。夫人偶爾還會攜帶出遊用的簡單爐子,做些蛋炒飯來野餐。

重慶時代,蔣先生與夫人幾乎每週都要上黃山,而戴季陶、陳佈雷、吳稚暉等先生也常跟著住在山上。蔣先生很喜歡看遠方,既樂山又樂水。他也常在郊外詢問吳稚暉先生等人對國家大事的意見。週末時刻他常在郊外,平常時候則多在官邸,沒什麼多大變化。直到日本人攻下安順後,有一天蔣先生突然不睡午覺,要車子載他到重慶郊外去。那天他到重慶郊外一片人跡罕至的田野,下車後拿了枴杖在田地當中來回地走,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後來我們才知道他那時正在考慮遷都的問題,因為那時日本人已經攻下安順,安順離四川很近,所以很多人建議遷都西昌,蔣先生在田野裡考慮過後,便決定死守重慶。

這個難關一過,其他的事便都不是難關。爾後日本人即節節敗退,飛機、轟炸也都不來了。但在那之前,日本人的轟炸十分頻繁。我還記得有一回在黃山,日本人的飛機又來轟炸,當時蔣先生正在黃山居所陽臺外吃午餐,飛機已到頭頂,蔣先生卻不肯進防空洞。因為蔣先生的居所就在黃山山邊,炸彈一丟丟得不准,正好落到崖下去,卻炸傷崖下的一位平民。那次炸彈丟的位置離蔣先生居所很近,雖然最後沒有造成蔣先生的任何傷害,但情況真是危險極了。

當時重慶遭到日軍轟炸,許多地方都起了火。過去當地的建築並不好,日本人又多投燒夷彈,房屋一起火後,往往得燒個大半天才救得了。我們那時在黃山,經常看見重慶城裡一片片火團。當時的物價倒不怎麼漲,不過米卻最值錢。當時我們領的是薪水,還可配給到一點米,我記得一旦將米拿去換錢,還可以換到比薪水多的錢。所以那時有田地的人都很富有,房子因為轟炸的關係反而不值錢。

四川各種重要物資都有,所以日常生活物資如鹽、米、糖、魚、肉等尚不虞匱乏,但奢侈物品如牙膏、牙刷等均較稀少。不過那時大家都很儉樸,即使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壞,大家也都無所謂,每個人心中彷彿都存著幾許抗戰勝利的希望。所以在當時,共產黨勢力雖然有所增強,但表面上看來,社會治安、物價、物資、兵源等均不成問題,民心十分穩固。一言以蔽之,當時的社會情形便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抗戰勝利

1945年8月,美軍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分別投下原子彈,日本決定投降,我國對日八年抗戰至此方告結束。勝利來臨後,中國變成一個大強國,不平等條約全部取消,臺灣、澎湖均收回,一切勝利使得蔣先生自信增強,很多時候變得不大聽勸。此外,因勝利來得太突然,政府在事前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派出去接收失土的人員並未經過慎選,全憑他人推薦與蔣先生個人喜好派遣。例如錢大鈞接收上海,陳儀(公俠)接收臺灣,便可能是兩個大錯。錢大鈞是個愛錢的人,人們都說他是 「錢大勾,勾大錢」;而陳儀又是個軍閥,所以臺灣才會發生像「二二八」那樣的大禍。一下子「接收」竟成了「劫收」,國民政府頓失民心,使得輿論界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大肆攻擊,於是孔祥熙(庸之)被逼退下野,連帶地使法幣也出了問題。

1948年5月,蔣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那時我已是他的專屬侍從醫官,全權負責他的健康問題。當時蔣先生要參加任何會議,都會先詢問我當天的健康情形再做決定,所以有時蔣先生會否準時參加某一會議,底下的人因不敢請示,便先打電話來問我。我那時不但要負責蔣先生個人的健康,連蔣先生身邊的重要人士如戴傳賢、陳佈雷、吳稚暉、何應欽等,蔣先生也會要我去看,一方面是去替他們看診,另一方面也表示蔣先生的關懷之意。所以我那時每天工作都很忙,不但要忙蔣先生的健康,還要替他做親善工作。

那時蔣先生每次搭飛機出去,共有三架飛機一起飛。第一架是先遣機;第二架是座機美齡號,共可搭載十一人,包括蔣先生、夫人、侍衛長、武官與副官,有時還有吳國楨(峙之)、黃少谷等人;第三架則是隨從機,搭載侍衛官、侍衛,及行李鋪蓋等。我原本都坐隨從機,後來蔣先生交代我也搭乘座機,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因朝夕相處,我對他的瞭解也很深。

在那段時間裏,我發現蔣先生確實十分辛苦,幾乎每晚都睡不好。夫人那時表示要到美國,一方面讓美國瞭解我們的情形,另一方面則是求援。當時徐蚌會戰已敗,情勢十分危急,蔣先生便答應夫人的建議,讓她到美國去。直到出發的前一天晚上,蔣先生才吩咐我隨夫人一起去,我因毫無準備,一下子腦筋也轉不過來,便回答蔣先生道:「報告總統,現在這個時機並不方便隨便找人接替我的工作,假使我和夫人一起走了,這裡就沒人了。」蔣先生那時一愣,還沒來得及想,夫人便說:「達,〔蔣先生與夫人間的昵稱,即英文「達令」 (darling)之簡稱〕我看不用這樣,我在美國還有醫生可以照顧我,熊醫官在這兒很重要,還是讓他留在你這邊吧。」於是蔣先生問我:「你的意思呢?」 我說:「我要留在這兒。夫人在美國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醫生可找,且真有需要時,我臨時去也來得及。」於是我便未隨夫人一起去。如今回想往事,這幾句話對蔣先生的影響究竟多大我不清楚,但對我個人的影響卻很大。假使當時我和夫人一起走了,也許我自己便會待在美國不回來,就在美國醫院待下去,對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也都不會參與。所以當時我若真去了美國,將來是否還能把我的家人由四川接到臺灣定居,都還在未定之天。當時一念之間做出那樣的決定,對我一生的影響確實很大。

那段期間我與蔣先生十分接近,也發現他對國家局勢與人事實在擔了許多心,晚上皆需依靠藥物幫忙才睡得著。後來國家情勢愈來愈亂,我們那時還不太能瞭解局勢到底壞到什麼程度,只曉得蔣先生處理政事十分辛苦,我也只能好好地照顧他的個人健康。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榮譽會員

看完這篇文章您覺得

評論


加入看中國會員
捐助

看中國版權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blank
x
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在我們的網站上使用Cookie等技術來個性化內容和廣告並分析我們的流量。點擊下方同意在網路上使用此技術。您要使用我們網站服務就需要接受此條款。 詳細隱私條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