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新約·馬太福音》第10章
——《新約·馬太福音》第10章
1955年12月1日,在美國蒙哥馬利市的一輛公交車上,發生了一樁再平常不過的事:一個叫羅莎·帕克斯的黑人裁縫因為拒絕為白人讓座而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視蒙哥馬利市關於公共汽車上實行種族隔離的法令。
這時,一個傑出的黑人剛剛從北方的一所大學畢業不到半年。當他從一個黑人民權組織那裡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意識到黑人心中壓抑百年的尊嚴已經覺醒,歷史性反抗的時機成熟了。他站出來號召黑人兄弟,「不與邪惡的規章制度合作,不要再給汽車公司以經濟上的支持」。
他就是馬丁·路德·金,1929年生於美國南部一個黑人中產階級家庭,先在賓夕法尼亞的克羅澤神學院學習,最後在波士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帕克斯事件」 發生四天後,他在該市組織黑人55000名,掀起了一場著名的黑人為爭取基本人權的罷乘運動。這是南方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整個美國歷史上第一次黑人團結起來為自身權益而抗議的運動。當時,金26歲,在一座小教堂當牧師,他的第一個孩子剛剛出生。
一個種族的尊嚴
對於南方大多數黑人來說,這是一場勇氣與信念的考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不懂得「非暴力」政治。但良知和本能告訴他們,在一個充滿歧視的車廂上,「坐著」已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身體姿勢,它事關一個種族的尊嚴,而尊嚴是不可讓渡的。
因而,當罷乘的口令通過一個教堂傳到另一個教堂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黑人都默不作聲地給予了響應。他們扶老攜幼、拖家帶口,忍受著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奔走在家和工作的地方之間。他們把黑人中為數不多的汽車集中起來,一站一站地接送,但對成千上萬的黑人來說,仍然是杯水車薪。他們中的多數人就不得不徒步上班,為此,許多黑人被白人老闆解雇。
但他們並沒有屈服,他們堅信一個人的尊嚴是上帝賜予的榮名,任何律法和威權都不能將其褫奪。因而當他們唱著靈歌,唱著那些由千百年來祖先們的苦難浸泡出的深沉旋律、手挽著手上班時,路兩旁的許多人淚流滿面。
毫無疑問,馬丁·路德·金是這場運動的領袖。他早在南方的黑人大學上學時,就讀到了梭羅的名文《論公民的不服從》,而在來到蒙哥馬利的教堂以前,他已經詳細地鑽研過甘地的著作,熟悉有關「非暴力抵抗」的各種論點。
作為一個精通美國聯邦法律的博士,他意識到了「非暴力」在這個制度中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說,只要一個國家的立國理念是人道的、自由的,即使由於歷史的原因,還存在許多暗角,那麼,他們自身對平等、正義的訴求遲早會和這個國家的主流精神匯合起來的。因而,他反覆勸說大家,要堅決捍衛憲法,同時作為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一方,必須以不妥協的態度向這個充滿歧視的國家認證: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制,荒唐地侮辱了他們的經濟支持者。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聯邦地區法庭最終裁定,阿拉巴馬州和蒙哥馬利關於在市立公共車上實行種族隔離是「違憲」的。1956年11月14日,馬丁·路德·金宣布:為期381天的罷乘運動結束。黑人回到了久違的公共汽車上。雖然這只是他們為了自身的權利和尊嚴而勇敢邁出的第一步。
填滿監獄
這是馬丁·路德·金在風起雲湧的美國六十年代大學生「入座」運動中向所有黑人發出的著名口號。
「入座」運動開始於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波羅市。起因是這樣的:1960年1月31日,一個叫裘瑟夫·邁克乃爾的黑人大學生,來到一家連鎖店的吧臺買酒,遭到拒絕,理由是「我們不為黑人服務」。這時,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已在南方的大學中廣為傳播。裘瑟夫遭拒返校後,他的同學十分憤慨,決定以實際行動挑戰這個酒吧的種族歧視。「入座」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它的具體做法是,平靜地進入任何拒絕為黑人服務的地方,禮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離開。這是南方大學生深思熟慮運用「非暴力抵抗」的直接後果。不到兩個月,就席捲了美國南部50多座城市。參加「運動」的大學生事先都經過嚴格的技術訓練,包括: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服裝整潔,頭髮一絲不苟;在進入「運動」 時,以最有尊嚴的目光請求服務。為此,許多大學生遭到圍觀、嘲弄、甚至身上被澆滿番茄醬。但他們不卑不亢、不喜不怒,從學校出來時就帶足了書本、文具,得不到服務,就坐在那裡做作業,讀書,研究學問。
這和公共車的「拒乘」不同,它是一種有意識的抵抗行為。事實上,有許多大學生在「運動」中被捕,但馬丁·路德·金早已向他的同胞發生了號召——「填滿監獄」。
這是一句非常符合南方黑人風格的口號。比起人類歷史上眾多政治騙子的華美預約來講,它沒有任何黃金般的承諾,有的只是對人類苦難和不公正的堅韌對抗。這個口號對大多數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北方公民來說,無疑是驚世駭俗的。但對祖祖輩輩忍受著奴役、壓迫和不公正對待的黑人來說,這口號裡涵蓋的仁愛和殉道精神幾乎就是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馬丁·路德·金作為一個傑出的黑人領袖,一生有過無數精彩的演講,而其中有一段非常典型地闡述了他的「非暴力」思想:
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我們將用我們靈魂的力量,來抵禦你們物質的暴力。我們不會對你們訴諸仇恨,但是我們也不會屈服於你們不公正的法律。你們可以繼續幹你們想對我們幹的暴行,然而我們仍然愛你們。你們在我們的家裡放置炸彈,恐嚇我們的孩子,你們讓戴著KKK尖頂帽的暴徒進入我們的社區,你們在一些路邊毆打我們,把我們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們仍然愛你們。
這是人類在面對苦難和暴政時,只有為數不多的心靈才能作出的堅韌反應。它的偉大之處在於,受迫害、遭凌虐的一方主動撤出「以暴易暴」的惡性怪圈,將自己置於一個十分不利的地位,以一種謙恭而又有尊嚴的方式邀請對方回到理性、和平、仁愛的規則中來。這裡麵包含的勇氣、智慧和宗教理想為後來歷次黑人運動所證實:
1961年5月,「公路入座運動」如火如荼。由一白一黑搭配好的六對北方志願者,分別乘坐兩輛長途汽車從華盛頓出發,計畫穿越南方種族隔離的腹地。在途經阿拉巴馬州的一個車站時,遭到一群白人暴民的襲擊。他們砸玻璃、戳輪胎、往車廂裡扔炸彈,但志願者們只是從濃煙滾滾的車廂裡跳出,並沒有辱罵或還擊。
幾天後,第二趟北方志願者的車從田納西州出發,繼續向阿拉巴馬進發。當車行至蒙哥馬利市時,遭到300多個暴民和許多KKK成員的野蠻進攻,但他們遵循了 「非暴力」原則,沒有一人出手還擊。以致於當他們決定繼續從該市前往密西西比州時,聯邦政府不得不派出六名荷槍實彈的執法士兵跟車,車後有20多輛交警車開道,在他們車的上空,甚至還派了幾架直升飛機護送。
我有一個夢想
1963年8月28日,馬丁·路德·金在首都華盛頓廣場的林肯紀念堂前舉行了規模浩大的黑人集會。會上,他面對25萬聽眾,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當時,與會的黑人唱了一天靈歌,聽了一天演說,身心疲憊到難以站著聽講。但當馬丁·路德·金上臺時,人群頓時沸騰起來,他在演說裡,把美國關於自由和正義的許諾比作一張「期票」,當黑人兌付時,「銀行」就貼上「資金不足」的字樣。語音鏗鏘、雄渾蒼涼,它讓人想起黑人兄弟自販賣為奴以來幾百年的苦難和眼淚——
我夢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這個國家將會覺醒起來,真正信守它的諾言:「我們堅信這條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來平等」;
我夢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喬治亞州紅色的山丘上,從前奴隸的兒子和從前奴隸主的兒子將會像兄弟一樣在一張桌子旁坐下來;
我夢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這樣一個不公正的狂熱情緒使人透不過氣來的地方也會變成一塊自由和公正的綠洲;
我夢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個孩子生活的這個國家,有一天將不再根據他們的膚色,而是根據他們的品德來評定他們的為人。
這是20世紀最為驚心動魄的聲音之一,穿過近半個世紀的時光隧道,我仍然能夠感到其中的大悲憫和大悲痛。但即使在這一場波濤洶湧、黑人的不滿情緒一觸即發的集會上,他仍然以他慣有的理性和基督之愛向人群宣講:
「我必須對站在通往正義之宮的溫暖入口處的人們進一言,我們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進程中,決不能輕舉妄動。我們決不能為了滿足對自由的渴望,就啜飲敵意和仇恨的糖漿。我們必須永遠站在自尊和教規的最高水平上繼續我們的抗爭。我們必須不斷地升華到用精神的力量來迎接暴力的狂峰怒浪」。
這就是一個「非暴力」提倡者的理念之花。在他看來,「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
這場演講鼓舞了東西方世界所有酷愛平等的人們,甚至肯尼迪總統在演講當天就邀請馬丁·路德·金到白宮作客,並說:「我也有一個夢想,我夢到,有一天新的民權法案能夠在參眾兩院通過。」三個月後,總統帶著這個夢遇刺身亡。而像大多數理想主義者一樣,馬丁·路德·金,這個一生苦心經營「夢想」的黑人也最終倒在了「夢」的路上。
1968年3月,金組織「貧民進軍」。4月,來到孟菲斯市領導工人罷工,下榻洛林汽車旅館。4日晚飯前,他立在二樓三百號房間的陽台上,和其他同志談話。而沒有想到,這時在街對面的一幢普通公寓裡,一個狙擊手已端好了一架帶有觀測鏡的汽步槍。子彈從前面穿過金的脖子,在顎後爆炸,一根使無數黑人站起來的頸骨就這樣斷裂了,一個懷揣美好夢幻的黑人就這樣倒下了。不再起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丁·路德·金,這個繼甘地之後最偉大的非暴力主義者,他的死卻引來了美國歷史上罕見的「暴力」。一些黑人組織因金的被刺而號召同胞: 「拿起槍來!」短短几天,全美168個城鎮遭到嚴重破壞。華盛頓的縱火事件就達到711起。全國因暴亂被抓2600人。
這說明「暴力」和「非暴力」 孰好孰壞,從來不是幾個白面書生坐在書齋裡議論的結果。當一個社會或時代的人民面對奴役和壓迫覺得還有希望通過言論、集會和結社的形式來表達時,他們一般不會鋌而走險,這時個別領袖人物的「非暴力」主張就會適得其時;但當一個獨裁、專制的政府對它人民的剝削、壓榨無以復加,而且剝奪掉他們的一切自由,使他們沒有任何可能通過合法形式來表達願望時,暴力反抗幾乎就是必然的選擇。
你不能要求李自成用「戰無不勝」的理論武裝後再來推翻明朝,我相信中國歷史上大多數農民起義軍,不是他們天生熱愛攻城,而是因為上午不「革命」,下午就會餓昏;我也不相信一些全無心肝的「告別革命」論者對孫中山的指責,事實上,孫在起義以前有過許多次「改良」的請求,但大都破產。這就是「非暴力」的侷限,也是人類歷史上許多英雄人物,憂時傷生的思想家,面對暴力和災難時的蒼涼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