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報導，當下最駭人聽聞的說法，源自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傑的揭露：「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制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裡面的」。他批評毛澤東欺騙了中國人民半個多世紀，把南泥灣種鴉片說成是種莊稼養牛羊，而煉鴉片的張思德則被說成是燒木炭。
關於三五九旅種鴉片的「真相」，在海外已有不少報導，影響較大的是臺灣學者陳永發教授的專題論文《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正是此文後來引發中共黨史好事者一系列的探討追問，支持者說有，反對者說無，這中間，未見過任何來自官方的史實澄清，甚至聽不到依然健在的那些延安時期的老人發出一絲憤然之音。英國散文家黎裡說：「沒有火就不會有煙，沒有重重疑惑，就不會有紛紛謠言」。煙火正在熏染曾經神聖的南泥灣精神，今天誰將站出來闢謠解惑呢？
對南泥灣種鴉片的種種風傳，大多依據幾本著名的日記。
抗戰時期蘇聯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
當時負責邊區政府事務的謝覺哉，則以自己的日記提供了佐證。謝覺哉在日記中把鴉片一律稱為「特貨」，說「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佔政府收入……儘夠支用。」1944年4月9日又記，「據調查邊區內存的法幣不下二萬萬元，無疑是由特貨補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餘來的」。可見，經營「特貨」的收入，不僅足夠使用，減去開支，還有不下兩億元順差。「特貨」作為邊區政府的大宗收入來源，顯然成了GCD軍隊在八年抗戰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
不僅延安，1945年中共冀魯豫邊區第六專區所轄淮太西縣下發《煙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為了加強對敵經濟鬥爭，減輕人民負擔，管制煙土出口，爭取必需品的收入，明文徵收鴉片煙土稅，允許鴉片煙合法經營。
另據《李銳、範元甄1938年—1960年通訊、日記集》記載，從延安去東北，許多幹部帶了一些鴉片以代現金之用。1946年11月19日範元甄信中說， 「這次幹部帶大煙的人多極了，夏淑賢等都是廿、三十兩。僅在白城子就沒收了一千多兩，未查出的還更多」。李銳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聽說熱遼這邊比東北價還高，如有移動，打聽情況後再脫手」。延安的鴉片就是這樣流通到東北解放區的，「這裡家屬隊有不少太太，成百兩的煙土，……真富的不像話」。（1947年4月30日範元甄信）。
延安地區早有生產鴉片的歷史。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而來，陝北北面的三邊一帶，盛產鴉片」。當年南泥灣種植大片的鴉片一點也不稀奇古怪，用不著張耀傑先生千里迢迢跑去實地考察。其實，八路軍對鴉片本不陌生，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裡講過：「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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