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帽子戲法勝過雜技團的古彩戲法，玩得爐火純清，十分嫻熟。大帽子底下套小帽子，有看不見摸不著的玻璃帽，有重達千斤的鋼帽，有大仲馬小說「鐵麵人」中的鐵帽。中共的帽子像明朝東廠的「血滴子」，隨時讓人腦袋搬家。戴上中共的帽子，好比如來佛給孫悟空戴上金箍圈，一聲吆喝帽子拿在群眾手裡，不老實替你戴上，讓人心驚肉跳。
地主份子分為惡霸地主、開明地主、漏網地主、逃亡地主等等。反革命份子分為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暗藏反革命等等。右派份子分得最清楚，分門別類，打入另冊。反革命右派、極右份子、右派份子、中右份子、內控右派、右傾份子、漏網右派、黨內右派、團內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等等不一而足。反正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一輩子休想翻身。對上述各類右派的處理分為六類：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和免於行政處分。
五十年前那場政治運動將中國當時僅有的五百萬知識份子中的五十五萬精英打成右派，加上不戴帽的中右份子和內控右派，共有一百二十萬人。受誅連的家屬親朋好友逾千萬人。這場運動是由毛澤東和鄧小平發動的，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罪責難逃。一九七八年他重新執政後，反對胡耀邦為右派徹底平反的建議，維持自已的顏面，不予平反，只給「改正」。鄧小平死後，拖了一條長長的政治尾巴。
這條尾巴一拖就是三十年，中共第三第四代傳人不敢碰觸鄧小平設下的這個禁區。五十五萬戴帽右派經過五十年磨難，剩下的「政治賤民」不到一萬人.。當然朱鎔基、王蒙那類異數是極個別的。
在毛澤東的各門功課中，歷史學得最好，《資治通鑒》中的帝王駕馭術用來得心應手，熟譜攏人治心之術。他的數學不及格，把國民經濟搞得一蹋糊塗，推向深淵。可是他有一個絕招，善於把複雜的思想言論和意識形態化解為數字，把帽子戲法歸結為數字遊戲。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全國人民還在他和鄧小平布設的「陽謀」圈套中團團轉的時候，在給黨內高層的指示「我對局勢的幾點看法」中說：「看來黨外知識份子中，右派約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份子約佔百分之五至十，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也不會少於百分之十。」你看，毛澤東把右派指標訂得多麼精確。 每次政治運動都由他訂出打擊的指標，無數次政治運動疊加起來，牛鬼蛇神就以千百萬計了。
筆者當年在北京上大學，不滿二十歲，中了陽謀圈套，從「三好學生」，「人大代表」，「模範黨員」頃刻之間淪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和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已份子，從此災難伴隨終生。二十歲到三十歲在勞改中度過，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三十歲到四十歲在文革的牛棚中度過，失去了年富力強的壯年，成為階級鬥爭的祭品。我的右派帽子按照分類應屬於「湊數右派」.。當年我所在的學生黨支部湊不齊黨內右派名額，黨支部書記動員我做「黨的馴服工具」，湊了個數。用放大鏡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了我的右派言論。原來我曾奉大學黨委指派，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和北京市市長彭真的接見，受命擔任記錄，隻字不漏地記錄了彭真按「陽謀」引蛇出洞的部署做的「邦助黨整風」的報告。回校作了傳達，彭真的原話便成了我的右派言論。此外加上我出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及海外社會關係複雜，恰好套進右派的「雞蛋框」。
在反右運動中還有更讓人跌破眼鏡的事。我的一位同學高度近視看不清馬林科夫的胖臉，破壞中蘇團結而打成極右份子；另一系的黨支部在討論如何完成黨支部的黨團員右派指標時，一名學生黨員鬧肚子離席幾次上廁所。在他最後一次上廁所時，其他黨員一致推選他當右派；北京某大學的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苦於完不成指標，無可奈何地把自己湊了個數。
毛澤東鄧小平開設的帽子工廠和玩弄的帽子戲法是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的衍生物。在鄧小平宣布中共再也不搞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之後，照理說帽子工廠要關掉了，帽子戲法不耍了。然而中共第三第四代傳人繼承毛鄧的衣缽，戀戀不捨於帽子工廠和帽子戲法，改頭換面，梳妝打扮，披上時代的外衣：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異議份子、維權份子、上訪份子、邪教份子、法輪功份子、超生份子、勞教釋放份子、刑滿釋放份子、盲流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反黨份子、國內敵對份子、國際敵對份子…形形色色不同尺寸各種顏色的帽子依舊在中國上空像蝗蟲般漫天飛午，說不定某年某月某日在不知不覺中自天而降，戴到你的頭上。
中共的帽子既不符合憲法，又無法律依據，純粹是一黨專政條件下以黨代政的違法行為。
二00七年四月十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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