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拿王實味開刀後，毛殺雞儆猴，要年輕的志願者們參加一場場批判王實味的會。但毛髮現他們沒有被嚇住。王實味畢竟跟托洛茨基主義有些瓜葛，而這些青年人很多連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延安剛開始批托洛茨基時，為了幫助人們記住這個俄國名字，康生說："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
" 托派"這頂帽子對年輕志願者們沒有恫嚇力，毛和康生另闢蹊徑。那年冬天，他們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裡，可關三干多人。(毛有一住處也在那裡。)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佔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年輕的志願者們被逼著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裡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裡，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臺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聾的凶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 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分。所有休閑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命令："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
毛還要知道每個人都從哪些管道聽到了，或向誰傳播了，什麼非官方的消息，把這些統統叫作"小廣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你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創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準確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盡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一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你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匯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有個行政學院，裡面的反抗情緒最高，在命令填廠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是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學院"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也被打成特務，恐怕是過半數。
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臺、信件部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年輕的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一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
斯諾夫人海倫對我們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毛要的不是志願者，不是自願投入的志願者。既有自願，就可能不自願。毛要的是機器人，一按電鈕，就按他的意志開動。他的目標實現了。
一九四五年春，毛確切得知蘇聯將參與對日戰爭，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憶："那時我母親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 "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當時把逼人承認是特務叫作"搶救 "他們。)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一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一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一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情者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靈魂天天糾纏你們！
毛要把受害者們送上前線打蔣介石了。為了緩解他們的怨氣、怒氣，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幾次公開道歉。在大會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舉手敬禮。但他的道歉總是措辭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過："我代表中央道歉"，"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一場整得人死去活來的災難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次延安審干，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毛還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
毛說這些話時，聽眾常常流著眼淚，無可奈何的眼淚，一口氣終於鬆下來了的眼淚。他們中的大多數繼續為共產黨戰鬥，為這個殘酷地冤屈他們的制度戰鬥。他們幫著把毛送進紫禁城後，又整體地成為毛用來控制壓制中國人民的機器。毛創造這架機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歸根結柢靠的是恐怖。所謂"延安整風"，更恰當的名稱應當是"延安恐怖"。
所有中共黨員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沒有直接受害的人。他們得被迫揭發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靈上跟受害者一樣受到永久性傷害。人人都得參加坦白大會，目睹可怕的場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害怕下一個輪到自己。無窮無盡的"思想檢查"對每個人的隱私都橫加踐踏□多年後毛聲稱：在整風中他並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實是百分之一百。" 毛澤東就是這樣建立起了他的權力基礎。
整風的過程，就是準備全面內戰的過程。當初年輕志願者們參加中共，為的是抗日，不少人並不恨蔣。如毛所說：很多人"覺得國民黨很好"。王恩茂的日記記載："老幹部抗戰後減弱了階級仇恨，新幹部對於蔣介石都有極大幻想"。蔣介石當時是全國公認的抗戰領袖。他與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協定，使美、英放棄了在華特權(除香港外)。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就連毛也不得不在延安舉行慶祝大會蔣介石還使中國成為四強之一，跟美、英、蘇並列，做了聯合國安理會具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風抹黑蔣介石，成功地製造了對蔣介石的仇恨。抓特務是抓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所謂"日本特務，也說是為蔣介石服務的。毛就這樣為打蔣奠定了心理基礎。
来源:希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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