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拿王实味开刀后，毛杀鸡儆猴，要年轻的志愿者们参加一场场批判王实味的会。但毛发现他们没有被吓住。王实味毕竟跟托洛茨基主义有些瓜葛，而这些青年人很多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延安刚开始批托洛茨基时，为了帮助人们记住这个俄国名字，康生说："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
" 托派"这顶帽子对年轻志愿者们没有恫吓力，毛和康生另辟蹊径。那年冬天，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藉口，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干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年轻的志愿者们被逼着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进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进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着被揪上台去，逼着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进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 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创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厂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也被打成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年轻的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一九四五年春，毛确切得知苏联将参与对日战争，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 "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 "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情者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灵魂天天纠缠你们！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柢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所有中共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加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 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整风的过程，就是准备全面内战的过程。当初年轻志愿者们参加中共，为的是抗日，不少人并不恨蒋。如毛所说：很多人"觉得国民党很好"。王恩茂的日记记载："老干部抗战后减弱了阶级仇恨，新干部对于蒋介石都有极大幻想"。蒋介石当时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他与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使美、英放弃了在华特权(除香港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就连毛也不得不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还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跟美、英、苏并列，做了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风抹黑蒋介石，成功地制造了对蒋介石的仇恨。抓特务是抓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所谓"日本特务，也说是为蒋介石服务的。毛就这样为打蒋奠定了心理基础。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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