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來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人的社會（國家）的體制，始終是個反自然的嚴重缺乏整體生命活力的封建極權專制、人治的體制。正是因此，中國人的社會（國家），在面臨一切突然降臨的災難之時，基本上都是嚴重地失敗的，即：既不能在災難發生之前有所預見，又不能在災難發生之後形成有效的應急機制和提供強有力的措施。說白了，兩千多年來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是在靠天吃飯，都是在任憑"命運"的播弄。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在國家災難來臨時的漫長歷史的記錄，便非常雄辯地說明瞭這一點。
很 顯然，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在面對強悍的周邊少數民族的暴力武裝入侵的災難發生之時，便基本上處於極其被動和無能應急的狀態之中。萬里長城（圖）的建築 本身即強有力地說明瞭中國統治者無能應急的"思維定式"。萬里長城，以其說是中國人的"智慧"的產物，不如說更是中國人的社會和國家體制處於非自然的始終被動挨打狀態的明顯的歷史標誌。建築了萬里長城的大漢民族絕對不是什麼英雄的民族，而是恰恰相反，是個極其懦弱無能的民族。後來的歷史也顯然證明，即使在建立了長城之後，中國的漢人也照樣多次成為了周邊少數強悍民族鐵騎之下的"亡國奴"。到了近代，也依然是如此。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甲午戰爭"等等等等災難發生之時，也明顯是處於極其被動的狀態之中的。這樣的狀態一直延伸到了上個世紀的"抗日戰爭"，如果不是碰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聯合，僅僅中國人一國對抗日本，最終後果如何，還真不好設想。
正是因此，常令人感慨："中國人如一盤散沙。"我今天更認為，中國人實際上長期以來是"一盤僵化的散沙"，而中國人的社會（國家）體制，就更是個"一盤僵化的散沙式的社會（國家）體制"，這也正是長期以來中國人的"封建極權專制、人治"體制的最形象的別稱。在這個"別稱"之中，既是"僵化"，又是"散沙"，似乎矛盾。其實不然。"僵化"是指社會（國家）體制的嚴重地缺乏整體敏感的生命活力，用今天的話來說，即缺乏有效的社會自組織活力；"散沙"則是指其外表的形象，松鬆散散，幹什麼都難以達到真正合作性的成功。
就拿中國人的應對巨大的地震災難來說，就非常令人感嘆。按說，在經歷了世界上死亡人數最多的舉世震驚的"唐山大地震"（３２年）之後的中國，理應在應對近日發生的"汶川大地震"的過程之中會有上佳的表現，然而事實上卻並不盡然，雖然進步還是有一點的，但畢竟在避免巨大損失的方面，還是很不盡人意。
首先拿地震的預報來說。唐山地震之後已經有人（張慶洲）撰寫了《唐山警世錄：７，２８大地震漏報始末》。順便說一下，該書已被列為禁書。書中嚴重地指出，當時因政治上"批鄧和反右傾"的需要，使得對唐山大地震的預報遭到了不應有的忽視。說白了，儘管有人已預報了大地震的即將來臨，然而"社會的（管理）體制" 卻表現出了極不應有的"麻木"，正是因為這種"體制的麻木"，帶來了最巨大的災難的傷害和損失。
想不到的是，３２年後今年５月１２日的汶川大地震，在預報的問題上又繼續重蹈覆轍，這次的政治問題是全民熱烈迎奧運，更加上痛擊"藏獨"事件。據報導，在地震發生之前，已經有人（耿慶國）在２００８年四月的地球物理年會上明確指出，阿壩地區７級以上地震危險點在５月８日（前後十日）發生。非常遺憾的是，這次準確的"預報"又同樣遭到了"社會（管理）體制"的極不應有的"麻木"。
這 種"體制的麻木" 現象，更又順延到了其他一切的方方面面。例如房屋建築的抗震標準的執行、學校建築理應優先政府建築的社會期望，等等等等，這一切均遭到了不應有的忽視，乃至無視。我今天的文章決不是要來對任何具體的人們進行指責，當然更不是要對當今的幾位領導人進行指責。在我看來，他們的表現，比較過去來說，已經是非常令人感動了。我想說的是，中國人的傳統的社會體制，這個體制已經長期貽誤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兩千多年了，我希望能夠趁此巨大災難來臨之際，引起更多人們的對該體制"麻木"問題的關注。
話還得再從頭說起，究竟什麼是中國社會（國家）傳統的體制呢，或者還更應該再具體一些，究竟什麼是社會的體制呢？
什麼是社會（國家）的體制呢？我在這裡不想從政治學的任何概念的意義上去談體制，而是僅從人學的意義上去談體制，我認為，這才是拋開一切外在政治標籤的真正實在的東西。在我看來，所謂一個社會（國家）的"體制"，其實即應是該社會（國家）中的人們的最共同的言、行、思的不易變化的習慣性的方式，而其中，又特別是該社會（國家）中的上層人們的最共同的言、行、思的不易變化的習慣性的方式。請大家注意，人的所有活動其實全都包含在言、行、思的三個範疇之中，正是因此，人的群體，包括社會和國家的活動，也同樣跳不出這三個範疇之外。
所有的體制，從治理的形式而言共分兩類：或人治，或法治。雖然嚴格地講，既沒有絕對的人治，也沒有絕對的法治，但的確有人治之下的法治，或法治之下的人治。嚴格地講，絕對的人治是構造不成社會和國家的。因為任何一個人所能直接管理得了的其他人，就其有限的人數來說，是絕對不可能組成一個社會的，更不要說組成一個國家。
很顯然，人治之下的法治，人是確定的，而其中的"法"，卻是不確定的，或經常遭到忽視的；相反，法治之下的人治，法是確定的，是不能被忽視的，而其中的"人"，卻是不確定的，或可以取代的。
毋庸諱言，中國人的社會（國家）體制，兩千多年來，甚至從更早以來，就一直都是人治之下的法治，而其中的所謂"法"，其實更多都是來自儒家的"禮法"，再加上法家的"刑法"，這才是中國人自古以來都只能是"一盤僵化的散沙式的體制"（封建極權專制、人治體制的別稱）的最深刻的歷史根源。這種體制一直到今天都未能發生本質上的變化，惟一有所變化的只是"法"的新的政治的（某某主義的）標籤，而人治的本質卻從來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的可能。這才是中華民族的社會（國家）在面臨任何自然的、社會的、國家的巨大的災變時之所以會變得"麻木"的最深刻的根源。
既然中國人的社會（國家）的"體制"，其實即是中國人的言、行、思的最共同的不易變化的習慣性的方式，其中又特別是中國上層人們的言、行、思的最共同的不易變化的習慣性的方式，那麼它們的表現的特徵又是什麼呢？我來告訴我親愛的同胞。
由於兩千多年來儒家意識形態對中國人的壟斷，所以中國人的實質上的言，是儒家的言；中國人的實質上的行是儒家的行；中國人的實質上的思是儒家的思。
儒家的"言"的特徵是什麼呢？是"子為父隱"、"臣為君隱"，是"非禮勿言"，是"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防民之口，如同防川"，總之，是對臣民嚴厲地禁言，是"以言定罪"，甚至"以言殺人"（如同孔子對待少正卯）。正是因此，一直到今天，中國體制依然盛行禁言，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是依然盛行禁止言論、新聞、出版自由權利的傳統習慣。
儒家的"行"的特徵是什麼呢？是嚴格地"行""禮"，行等級制的"禮儀"，是"畏天命、畏大人"，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是嚴格地遵行"三綱五常"，遵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因此，一直到今天，中國體制依然盛行"情"高於"理"，"權"大於"法"，社會中更盛行"潛規則"，甚至"黑規則"，貪贓枉法的事情屢屢發生，無法禁止。
儒家的"思"的特徵是什麼呢？是毫無真理、毫無邏輯、毫無自我主體可言的完全"述而不作，敏而好古"式的記憶思維和模仿聖人的獨斷思維。正是因此，一直到今天，中國體制依然匱乏思辨式的說理，匱乏真理、匱乏邏輯，匱乏自我主體之間的辯論，匱乏一切新的發現、新的發明和新的創造。
正是上述孔子及其儒家的"言"、"行"、"思"的古老的習慣，兩千多年來重重複復、不斷拷貝地塑造了中國人的言、行、思的最共同、最普遍、最不易變化的傳統的習慣性方式，甚至完全塑化了中國人的語言，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極其牢固地塑造了中國人的社會和國家的"體制"，而這種"體制"，正就是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永恆不變的封建極權專制、人治的社會（國家）的體制。這種"體制"只有確定性的"人"--君主、大臣、官吏，而絕對沒有確定性的"法"，正是因此，確定性的"人"永遠高於不確定性的"法"，再好聽的"法"，也絕對只能是非"法"，是不必當真的廢紙。也正是因此，該"體制"對於除了確定性的"人"之外的一切，甚至包括"憲法"，都很容易地變得麻木不仁，甚至蓄意無視。也正是因為只有上述極少數確定性的"人"，所以該社會（國家）中的其他所有的人，都只能是永遠不確定性的"一盤散沙"。
要想通過上述的"體制"來避免和戰勝任何自然、社會（國家）突變的災難，絕對都只能是夢想，而且一切過去曾經發生過的社會災難痛苦的經驗教訓，也都會被立即忘得一乾二盡。
說白了，封建極權專制、人治的社會（國家）體制，也即"一盤僵化的散沙式的社會（國家）體制"，永遠都只能是面對社會（國家）中老百姓災難痛苦的經驗教訓而表現出"麻木不仁"的瞎子、聾子、白痴。我說的是"體制"，不是有情感的任何人。
突變的災難固然可怕，但它們畢竟是偶然的、暫時的；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那個由孔子及其儒家在漫長歷史中為中國人所塑造的麻木不仁的傳統封建極權專制、人治的社會（國家）體制的可怕，卻是必然的、永遠的。
趁此巨大災難來臨之際，我斗膽敬告我全體親愛的同胞。為了未來永遠順利、成功地應對一切突變的災難，讓我們盡快改變我們的社會（國家）的體制吧，願它能從此永遠靈敏地感受一切中國人的痛苦，並還能更敏感地感受一切中國人的希望。
最後，讓我們一起，痛悼在大地震中所有的死難者，兼及在過去災難中所有的異常死亡者，並因此而疾呼，盡快轉換兩千多年來幾乎永遠不變的中國社會體制。
（作者廣告：請直接進入我個人的網頁：www.liming1944.com，謝謝大家。2008,5,16.）
来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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