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殺人實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寫信熱烈支持清華大學附中自稱為「紅衛兵」的學生。那時全國的大學和中學已經停課開展文革兩個月。六月一日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指控北大領導是「反D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工作組」被派到各大學中學掌權，號召學生揭發「鬥爭」校領導與教師。後來工作組被中央否定。六月二十日，劉少奇發出中央文件，不准學生「亂鬥」。八月五日，中央發出三九五號檔，撤銷劉少奇的三一○號文件。影響巨大。無異於發出了暴力准許證。
隨著工作組被撤銷及紅衛兵在各學校掌權，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全面展開。以紅衛兵發源地清華大學附中為例，紅衛兵建立了校園「專政隊」，對領導幹部和教員「勞改」，並且以剃「陰陽頭」（剃去半邊頭髮）、挂黑牌、戴高帽子等手段侮辱和野蠻毆打。校長萬邦儒被打得腎臟出血，頭上被打出裂口長期不能癒合。副校長韓家鰲的頭被按在火盆裡燒，打傷後不准就醫。紅衛兵強迫老師和幹部成排跪在教室大樓的階梯平台上挨鬥。
清華附中紅衛兵還推行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迫害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高一女生楊愛倫，初中時因成績優秀而獲得金質獎章，校運動隊，校文工團獨唱演員，父親曾是舊政府職員。因此，紅衛兵領導人說要「殺雞給猴看」。紅衛兵在班裡開會鬥她，揪她的辮子，打她，踢她，強迫她低頭下跪。她被單獨關押，去食堂吃飯由同學押著。一個星期後，八月八日，她逃出學校，在清華園火車站尋死臥軌。疾駛而來的火車頭把她推出了軌道。（在同一地點，文革後擔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長的俞偉超也在被鬥爭被打後臥軌而被火車頭推出軌道但變成瘸子。）楊愛倫受了重傷，失去三個手指，頭部縫合的傷口有一尺長，幸而未死。（二○○八年，該校紅衛兵卜偉華寫文章卻說，楊愛倫「只受了輕傷」。）除了教職員以外，該校還有楊百齡、陳向明、張蘊環、王淑英、孫淑綺等女同學被紅衛兵剃了「陰陽頭 」，並且遭到毆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郭蘭蕙獲知下星期要鬥她時，服毒自殺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觀」。
文革的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達林有所區別，就是毛澤東說的「群眾專政」。因此，紅衛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紅衛兵只允許「紅五類子弟」參加，以家庭出身作為入夥標準，使其暴力傾向更為放肆無忌。這樣一整套迫害方式，清華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稱之為「清華附中模式」。
八月五日，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的紅衛兵在校園中（西單附近）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折磨毆打的過程持續數小時。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還有另外四名學校領導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報告北京市委以及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但是上面沒有派人來制止紅衛兵打人（二○○六年，南京的電影製作者胡傑把卞仲耘的故事製成記錄片。片中有她被打死時的血衣和打壞的手錶等實物，也有學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人處理屍體時寫下的字據。這記錄片在香港獲獎並已經被翻譯成德文，但在中國不能公演）。
十二天以後，八月十七日，北京一○一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在學校噴水池邊被打死。同時和他一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師。初三女生吳芳芳，被指控撕壞一張毛澤東像。她的父親是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還和陳葆昆屍體關在一小屋裡。她從此精神失常，一直沒有康復，由父母照顧（大型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製片人卡瑪當時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她的電影裡沒有報導這類紅衛兵暴行。影片中出現的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成員，都沒有為紅衛兵暴行表示道歉。那五所中學有九人被紅衛兵打死）。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高呼萬歲的紅衛兵。紅衛兵領導人則登上天安門城樓，這些紅衛兵頭頭幾乎全是高幹子弟。八一八大會向全國實況廣播。在城樓上，北京大學紅衛兵彭小蒙代表紅衛兵講話。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她的名字後，說「要武嘛」。這樣的接見以後還有七次。一千多萬紅衛兵得到免費火車票和食宿來到北京，被稱為「革命大串連」。
北大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暴力行為的學校之一。六六年八月，該校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三個人。而師大女中是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八一八大會上得到的顯赫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再清楚不過。八一八大會後，紅衛兵暴力在規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級。八一八大會前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教師有二人。八一八大會後，紅衛兵竟打死了一千多人。
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林楓，在八一八大會後回到黨校就被抓去「遊街」、戴高帽子、手裡敲著簸箕自報「罪名」。中央黨校幹部說，這是中學紅衛兵引導了高層理論機關。
十九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北京教育局和三所中學的領導幹部。在舞台上，教育局長被打斷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頭大如鬥，面目全非，他們的血流在舞台上。從那時候起，劇場、體育館這些文化場所變成了召開暴力「鬥爭會」的野蠻血腥之地，延續多年。
八月十九日晚，位於北京和平門的外語學院附中，紅衛兵打死了兩名教師張輔仁和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紅衛兵從八月十九日開始連續毆打和折磨校長沙坪。八月二十日上午，沙坪和幾十名教員幹部跪在全校人面前被斗和毆打。沙坪在中午時候死亡。副校長熊易華跪在沙坪旁邊，頭上壓了三塊磚頭，額頭打破，流了一地血。數學教員張梅岩上吊身亡。一位教師目擊者說，她後來還看到打死沙坪的紅衛兵（都是中學女生）在西城區委大院裡揮動銅頭軍用皮帶打人。
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在八月十九日被斗和毒打後被關在學校。她在二十日早晨墜樓身亡。被宣布是「自殺」，雖然沒有遺書。她有三個孩子，當時八歲九歲十一歲.她的大兒子說：媽媽一定是被推下樓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
清華大學校長、高教部長蔣南翔在西單家中遭打二龍路中學紅衛兵毒打。目擊者說，紅衛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銅頭皮帶抽他的後背。打了一陣，掀起他的襯衫說背上的條狀傷痕分布不對稱，接著又抽打傷痕較少的半邊。
八一八大會後，紅衛兵暴力從校內擴展到校外。八月廿三日，北京市文聯的廿八名作家、演員和領導幹部在文廟（現在是博物館）遭到紅衛兵毒打，其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在第二天投湖身亡。八月廿四日，紅衛兵到北京東廠胡同六號居民左慶明家抄家並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租住他家房子的馬大娘是個家庭服務鐘點工，到胡同口給左慶明報信叫他不要回家。紅衛兵發現後把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綁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紅衛兵還用開水澆燙她們，他們的哀嚎傳到四鄰。那天晚上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打死。死者中還有一人是北京有名的技術精良的眼鏡師孫琢良。他曾經開過一個眼鏡店，並有自己的住房。
八月廿二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紅衛兵「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行動，特別介紹北京第二中學紅衛兵的「宣戰書」。紅衛兵開始到處燒書，燒畫，破壞文物，以及開始大規模的抄家行動。紅衛兵還強迫市民交出他們存有的所有黃金和白銀。
八月廿四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集北京十二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造反」。他們在清華大學裡打人，抄家。此前暴力主要由中學紅衛兵施行，這時傳到了大學生中。那一天，無線電系教員被打，血流在地，有人在旁邊寫了「狗血」二字。水利系教授黃萬里，跪在地上被打還被剪了「陰陽頭」。然後，他被掛上黑牌去拆除一九一一年為清華建校所造的漢白玉牌坊。牌坊被拉倒後，紅衛兵命令「牛鬼蛇神」搬走石頭，還在他們身後用鞭子打他們。六七年在那個地點建造了巨大的毛澤東塑像，林彪為此塑像題字。（這個塑像已在一九八七年被拆除。但是前兩年有人寫書題為「四個偉大毛澤東」，書名顯然來自這個林彪題詞。現在清華大學的學生，也都不知道這座俗稱「二校門」的牌坊是文革後照原樣重建的。）
清華牌坊是舊學校制度的一個象徵。拉倒這個牌坊，毆打侮辱學校的教授，當然是對教育制度的打擊和破壞。「紅八月」的校外打擊目標是有房產的人。他們中的很多人被抄家甚至打死。紅衛兵命令人們交出房產證。面對被打死的恐怖，人們到房管所排隊上繳房契。在北京有五十萬間私房被沒收，從此共產黨一直沒有取締的房屋私有就被徹底結束了。 「紅八月」還改變了當時的「集體制」企業。例如，文革前的理髮店雖然已不再是私營，但是理髮師的收入是按勞所得。這種分配制度在那個月也被取消。
八月廿四日這一天，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已經達到了三位數。每天公安局和其他情報機構向上報告死亡人數。
八月廿五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中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中打死了三個人：語文老師靳振宇，學校書記江培良，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當日發生在崇文區的一個事件成為已經十分嚴重的紅衛兵暴力再次升級的藉口。
廿五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到廣渠門內大街一二一號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從前曾是小資本家，產業早已沒有，他自住房子的房產證也已經在前一天交給了房管局。抄家過程中，紅衛兵說他打了紅衛兵（文革後有紅衛兵承認說沒有其事）。李文波當時就被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帶走。劉文秀在九月十日被法院判處死刑，兩天後被處決。文革結束後他們夫婦得到平反。
當日夜裡，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把該校校長梁光琪活活打死。梁光琪的兒子痛心地說，他那時是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兵，參加過抄家打人，沒想到自己的母親也被紅衛兵打死，他說為此「後悔一輩子」。
第二天上午，在清華大學西大操場召開了全體「紅五類子弟」大會（與這個特別的詞語對應的「黑五類子弟「在文革中成為迫害的新對象之一。而北京的主體居民都不是「紅五類」，這是新一輪的摧毀城市文明的手段。這種分類法，後來在紅色高棉那裡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聲討反革命分子殺害紅衛兵的滔天罪行」。
會後，在清華大學附中立即開始更瘋狂地毆打所謂「狗崽子」和「黑幫」。高三學生戴建忠、鄭光昭等遭到毒打後繼續在抽打中「勞改「拔草。然後被罰每人寫一百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貼到各學校去。那天下午，團委書記顧涵芬（女，清華大學一九六○年畢業生，當時三十歲）那時已經被剃了頭髮，和副書記劉澍華（物理老師）跪在高二的教室裡被鬥。
顧涵芬的衣服被打得滿是窟窿（八月炎夏只穿單衣），她背部都被打爛了。特別嚴重的是她的左眼被銅頭皮帶打傷，眼睛腫大鼓出來，快有雞蛋大。她丈夫來把她背回家。他們上醫院時，需要有紅衛兵開的證明信，還有兩個紅衛兵押送去。（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已經刻了一個圓形公章。用在對被打死的人的屍體處理的信上。可見紅衛兵暴力已經相當制度化。）她的眼睛從此失明。文革後「落實政策」，大學給她買了一副墨鏡了事。打她的紅衛兵，直到二○○九年也沒有向她道過歉。
八月廿六日晚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在五樓大教室召開鬥爭會直到深夜。劉澍華跪在教室前面，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抽打。和他一起被打的還有清華大學主管附中的教務處副處長邢家鯉和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鰲等人。會後，劉澍華爬上清華校園內的大煙囟，跳下身亡。
八月廿七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印發了《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其中第三點說：「目前，有些紅衛兵和紅五類子弟被反革命殺害了，對此，我們表示極大的憤慨，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的階級兄弟報仇，堅決鎮壓現行反革命，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沒有說出是哪個紅衛兵或者紅五類子弟被殺害。二○○九年卜偉華說這指的是李文波事件。但是李文波事件中根本沒有紅衛兵被打死，連受重傷的都沒有。清華附中紅衛兵這份傳單顯然是在說謊，為的是煽動起更殘酷的迫害。
李文波死後第二天，八月廿六日，被打死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從不到一百人變為超過一百人。從八月廿五日到廿六日，被打死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八月廿六日到八月廿七日，被打死人數又再次加倍。在九月一日，被打死人數達到了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被打死人數低下來，是因為那一天毛接見百萬紅衛兵，大批紅衛兵停工一天，死人相對少了。
九月一日，發生了北京殺戮的最高峰，一天內有二百二十八人被打死。那天以後數字驟降，原因也很清楚。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檔，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一個口氣並不嚴厲的書面指示，就立即發生效果。說明暴行是可以控制的，不是現在有人說暴行產生是因為「失控「當局無能為力。
（表二）是北京市各區的被打死的人的數字。區名按照和中南海的距離排列。可以看到，離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區數字最高。其他被打死人的很多區，也都是距離中南海很近的。北京六中和中南海僅一街之隔，該校紅衛兵在他們的校內監獄中就打死了三個人，一個退休老校工，一個出身不好的學生，以及附近一個擁有房產的老人。
八月廿七日，在北京寬街小學（在市中心），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時遭到毒打，兩天後死亡。連小學生也成為凶殺犯，可見紅八月暴行已瘋狂到何等地步！
八月廿九日，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發布「第四號通令」，其中第七條說：「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准，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這個「通令」在全城甚至全國張貼公布。直接後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佔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六。而且，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火車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農村沒有食物沒有住房，而且作為「階級敵人」遭到批鬥，很快死去。
八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三十一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一名軍人目擊者說，那裡的氣味和情景恐怖至極。一名在九月十三日去火葬場的女教師說，那時候那裡還是滿目屍體，草地上擺得橫七豎八，排隊火葬。
本文不能詳述八月發生在北京之外的暴行。實際上，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和鄉村學校中，都發生了類似暴行。在筆者所作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全國找不到一所沒有毆打侮辱老師的學校。但是相對來說，紅衛兵暴行在外地沒有北京那麼嚴重，在小城市也沒有資訊發達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廣州嚴重。這是因為這場八月恐怖，是在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領導下進行的，是在文革最高當局的指揮下進行的。
九月五日，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纍纍〉。其中說，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出的《參考材料之四》，題為〈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紅衛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沒收私房五十二萬間，作為紅衛兵的功績和文革的成果。六七年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了 「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林彪為其題詞.展覽把八一八大會毛澤東佩戴的紅衛兵袖章當作革命聖物展出。展覽還高度讚揚紅衛兵在六六年八月的「橫掃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這些是最高當局煽動、縱容和讚揚紅衛兵血腥暴力的鐵證。
換言之，發動青少年紅衛兵打死人的做法，沒收私人擁有的房屋，搜刮民間存有的黃金，驅逐近十萬人出北京城，都順利完成，幾乎沒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顯的是，不用這些殘忍的做法，這些「革命」目標也可以完成。這些手無寸鐵的中小學教員和房產主們，根本不可能對任何人構成什麼威脅。所以，「紅八月」 的殘忍暴行，完全是一種在革命名義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為。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的事情。在皇帝時代，死刑要經過審理、上訴、專業執刑。把文革解釋為「封建主義傳統」造成，顯然不符合事實。
文革結束後，六六年八月的受難者們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點錢，標準的數額是四百二十元。但是他們的悲慘遭遇卻一直不准許報導。
中國書店裡二十年來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動亂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對紅八月慘案只寫了一句：「據統計，在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這個句子有意迴避了主語，即打死人的凶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六百四十八頁的書中只寫了一句話。這是死了一群雞或者鴨嗎？
對一九六六年八月的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僅僅是一個誠實地寫出歷史事實和理性地分析歷史因果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對人民的生命以及殘害生命的犯罪行動持有什麼樣的司法和道德判斷標準的問題。
2.《紅衛兵——文革中的惡魔》
1966年的夏天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佩戴紅袖標，手中揮皮帶的紅衛兵形象儼然成為中國文革的充滿血腥意味的象徵。1966年我是一名十三歲的學生，「有幸」目睹了紅衛兵運動的全過程，知道他們什麼貨色。雖然近年已有諸多文字對其做過描述，但我還是想在這裡簡述一下歷史。因為時光已經漶漫了一些真相，尤其是對於現在的孩子們要讓他們明白紅衛兵在那場浩劫中的罪惡暴行！
哪個年代紅衛兵習慣於穿一身洗得發白的淺黃色舊軍裝，腰束軍用寬皮帶，袖標戴於左臂。其中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穿質地優良的草黃色將校呢軍裝；家境較貧寒的，穿自家染色的仿製軍裝。在當年，年輕人的這身打扮，是一種身份、權力的象徵，是可以隨意予取予奪的象徵。一群這樣的青年成群結隊出現於馬路上，不僅平民百姓為之肅然，連軍警也要避讓三分。加入紅衛兵的唯一資格，就是「出身」。參加者的父母必須是是幹部、軍人、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等「好成份」者，統稱為「紅五類」。其他如：中農、職員、自由職業者等出身者，則沒有權利加入，只能算「一般群眾」。至於地、富、反、壞、右「黑五類成份」者的子女，是入了另冊的，被加以「狗崽子」的蔑稱，不得參加學校的文革運動，只能閑居在家，倍受歧視。
因此，紅衛兵的誕生，「血統論」才是本質與關鍵。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對給他獻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宋彬彬說了「要武嘛」，隨後宋彬彬就把她的名字改為「宋要武」。紅衛兵中也隨此掀起過一陣改名風，改成一些有強烈文革色彩的名字。一句「要武嘛」讓這幫癲狂之徒揮舞著棍棒，皮帶殺向了社會，殺向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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