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安穩生活的追求催生中國人的-移民夢(組圖)

發表:2011-10-12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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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先生

老邱44歲,從來沒有出過國。2002年他出差,從青島飛回北京,飛機在高空遇到猛烈氣流,翅膀亂顫,急速下墜幾百米,這讓他患上了飛行恐懼症,心想,怎麼能把命交給這麼一坨兒鋼鐵。自那以後,他再沒有坐過飛機,他愛上自駕游,開著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學早年移居日本,總讓他去日本玩,老邱說他喜歡日本,那裡的生活精緻細膩。他打聽去日本的船票,坐著郵輪置身大海好像比飛機更安全。他還喜歡足球,從1984年看過拉什的比賽之後,就是利物浦隊的忠實球迷。「英國可能有很美的鄉村景色吧。」他說,「不過,我還是害怕坐飛機,也許我能克服我的恐懼,真到有一天,有什麼特別吸引我的事情讓我非坐飛機不可,我估計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線火車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開一個戶頭。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剛剛辦理了香港移民,兩人聊天,促發了老邱移民的念頭。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需要坐飛機的地方暫時不予考慮,香港既然坐火車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辦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個靠譜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紹一家地下錢莊,老邱在香港開戶,回到大陸,往地下錢莊的一個大陸戶頭打人民幣,地下錢莊同時往他的香港戶頭打港幣,交易完畢,地下錢莊的大陸戶頭立刻註銷,服務優良,收費合理,地下錢莊這樣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進行。老邱趕上了一趟末班車,當時香港法律規定,在香港辦理投資移民需要650萬港元,可投資金融債券或房地產。很快,門檻就上升到1000萬港元,不得投資房地產,必須買金融債券。老邱在北京有三處房產,賣掉一處,去香港買了一個40多平方米的單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樓,然後去律師樓簽署文件。這個小小的辦公間,買賣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記錄著這塊地從1893年以來的歷次產權變遷,老邱要簽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單。「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買賣參與到了歷史當中,我看著合同裡寫著999年的許可權,999年我不知道是什麼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記錄的是100多年以來的產權,這讓你非常踏實。」簽約之後,老邱很快得到200萬港元的租金收入,這個小單位他用不上,委託物業出租,租約7年。老邱喜歡香港的熱鬧繁華,那是有秩序的熱鬧繁華,這個長期租約帶來的收入,讓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處領取臨時身份證,這個身份證要到7年之後才能換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證件,到那時才可領取香港護照。老邱說:「到入境處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個小時就辦完手續,領到了身份證,之前我去咱們的出入境管理局,給我老婆、孩子辦港澳通行證,就要去兩次,我以為我能給我老婆代辦通行證,到那裡又被告知不可以,總之,我原來和政府部門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準備就是去一次未必能辦成事,至少要去兩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產證。

老邱一家人可以隨時去香港了,但他們的生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就像是買了一份保險,好像也沒什麼用,沒準你還會罵,賣保險的人都是騙子,可你沒一份保險還真不踏實。」老邱並不打算讓兒子去香港上學,他參觀各種國外教育展,想把兒子送美國去讀高中。兩年前,他給兒子辦「小升初」,給北京海淀區三所中學的三個中間人各送出5萬元現金:「現在誰還送禮啊,都是送現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後,沒有人能保證說收了你的錢就能辦成,辦不成也不會退給你。」最終還是辦成了一個,會吹小號的兒子以特長生身份進入了一所好中學,然後是分班,快班、慢班、實驗班的名號把學生分出了等級。那些快班的學生說:「老師,您留的作業太少了,我們不夠。」老邱在家長會上聽到老師這樣吹噓,不免疑惑,學生不愛寫作業,這幾乎是天性,違背天性的事拿來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態。但讓他下決心把孩子送走,是因為一次籃球賽。「有一回,我們幾個家長帶著各自的兒子聚會,一起打了場三對三籃球,結果這幫孩子的身體還不如我們這幾個40多歲的人,跑不動。這一下我覺得壞了,學習好不好,在慢班還是快班,我可以忽視,但天天寫作業,沒時間玩,沒時間鍛練身體,我覺得太可怕了。我們小時候每天都能踢一場足球,每天都有時間玩。」那時老邱轉了幾個教育展,確定了一所美國的高中,每年的學費加生活費是5萬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還好,去看了,就會被傳染,就會陷入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來諮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個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國外去讀書,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那麼強烈的等級觀念、沒有什麼競爭壓力的環境下讀書。」

老邱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中關村做生意,遵循遊戲規則,沒用幾年就成為一個資產千萬級別的小業主。他說:「我覺得,賺到錢只是我運氣好,這錢來得快,我擔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該捐款就捐款,該給員工的保障都給,讓大家都過得好一點兒。可那種不安全感始終伴隨著我,咱們的稅收制度設計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沒問題,一查你,你就有問題,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麼吁求,他從經濟上就能查出你的馬腳」。

劉太太和羅太太

劉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國有投資銀行工作,那裡的僱員分成兩類:「一類是我先生這樣的,天天忙業務,另一類人不忙,就在公司裡坐著,但有他們在,公司才會有業務。」我見到劉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剛從英國回來探親的羅太太在北京藍色港灣一家酒吧閒聊,兩位太太坐在一起,說的話又瑣碎又家常。

羅太太結婚那年已經34歲,她的丈夫是一個美國人,兩人的手續要在民政部門的涉外婚姻登記處完成。登記那天,婚姻登記處的工作人員問羅女士:「這是你第一次結婚嗎?」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工作人員感嘆一句:「這麼大歲數還能找個外國人,還找了個不錯的呀。」羅女士說她當時腦子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歲了還能找到個不錯的。隨即意識到,這句話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羅太太的閨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辦結婚登記,閨蜜的那位美國丈夫年紀稍大,工作人員問:「你和他結婚,你家裡人知道嗎?你父母同意嗎?」這位閨蜜已經30歲,不知道登記處的大姐為什麼要這樣問。羅太太帶著一袋子喜糖,本想著辦完登記手續,給工作人員送點兒喜糖,可幾句問話之後,她那位略懂一點兒中文的美國丈夫對她說:「不要給他們糖,這袋糖我們帶回去。」手續辦完,羅太太及其閨蜜,連同她們的美國丈夫,兩對新人在婚姻登記處門口合影,羅太太手中拎著那包沒有送出去的喜糖。

說起8年前婚姻登記處的那一幕,羅太太問:「你說,哪種邏輯是正常的?婚姻登記處那幾位大姐,她們以為嫁給一個外國人,就跟撿到個便宜似的,她們的處世邏輯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常規思維?是正常的想法?我們遇到自己合適的人,去登記結婚,覺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們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們的邏輯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國,很多事情都變成這樣,原本我們是正常的,結果變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處世哲學,反而是社會的主流,這是讓人彆扭的地方。」

羅太太的孩子現在都7歲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國,這次是羅太太自己回國來玩。羅太太、劉太太湊在一起,說起孩子就有沒完沒了的話。羅太太說,到了倫敦,第一件事是給孩子找寄宿制學校,倫敦頂級的一個女子學校,校園裡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頓公學聯誼,每年都有相當比例的學生進入牛津、劍橋,一年的學費是3.3萬英鎊。劉太太聽了就說,哎呀,我剛打聽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學,初中每年的學費是24萬元,高中每年是27萬元,這還不包括食宿,每天還是要回家吃飯,這樣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學,還不如送孩子去倫敦上一所頂級的寄宿學校呢。她接著算賬:「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麵,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貴的是1200日元,這都是那種純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劑的好拉麵啊,你再看看那個味千拉麵的價格。在北京買房子,或者享受別的什麼服務,那價格跟在國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國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東西絕對要好很多。」

羅太太的孩子出生時,辦了一本中國護照,母親是中國人,自然可以辦理中國護照,可父親是美國人,又去美國大使館給孩子領了一本美國護照,儘管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這一說,但小傢伙有兩本護照——那本空白的美國護照在中國沒什麼用,要想拿著它走出中國,必須去補辦一張旅遊證件,可這本美國護照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用,這就是身份的弔詭處。劉太太對這些早有研究,她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曾經詳細探討過這種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國,讓他領一本美國護照再回來。可隨即打聽到,父母雙方都是中國人,抱著一個拿了美國護照的孩子回來,在海關多半會被羞辱一番:孩子那個美國護照不予承認,還是要去辦個旅遊證才能入關。劉太太的一位閨蜜曾經遭遇這樣的麻煩,生了個孩子領了個美國護照,卻發現在中國生活,那護照還不如一個北京戶口好使,於是又去辦理北京戶口。戶籍管理者說,那邊註銷美國護照,這邊才能上北京戶口,她去把美國護照註銷了,可這邊的北京戶口還沒能辦好。劉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辦理准生證等手續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辦,戶口這些事本來就夠麻煩,不願意再加上護照這個更麻煩的事情,所以踏踏實實把第二個孩子在祖國大陸生下來,一兒一女,按部就班地開始辦理移民香港的手續。說起孩子的身份問題,羅太太那邊又燃起怒火:「我懷孕的時候,就為我們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諮詢,到諮詢處我就說,我和一個美國人結了婚,現在我懷孕了。那位警官沒等我說完,就來了一句,你懷孕了去醫院啊,找我們幹嘛?我當時就急了,破口大罵。你說,我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良家婦女,只要跟咱們的政府部門、物業等服務部門打一回交道,我就能變成一個潑婦,這太他媽神奇了。」

劉太太的大女兒在北京一家俬立幼兒園上學,每年學費8萬多元,排隊等著入園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兒園有一點點宗教背景,不接受贊助費,有班車,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條件的攀比。劉太太考察過好幾家幼兒園,有些幼兒園硬體條件更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閨女在那裡呆上兩年,就會變成一個「潑婦」。進了現在這個幼兒園,劉太太又擔心自己的孩子未來和「主流社會」接不上軌:「現在這個幼兒園,總教育孩子,快樂是做正確事情的結果,快樂是要幫助別人。可有一次,我帶著她在我們家樓下玩轉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揀皮球,回來發現自己的座位被別人佔了。這時候,旁邊一個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個小孩子的奶奶就佔住座位說,你去揀球,奶奶給你佔著座兒。我就不願意以後我的孩子要去跟別人搶座兒,我還得給他佔座兒。我寧願把他送到英國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劍橋,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時候那樣子——上下學自己去,走幾條馬路就到學校,遇見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長去接,路上沒那麼多汽車,汽車知道避讓行人,不用給老師送禮拍馬屁,就這麼簡單。」

說話間,羅太太去了趟洗手間又轉了回來,打量一下酒吧裡消遣的一幫中年男子,小聲說道:「聽說現在國內又流行紅酒加牛奶了?這種喝法真是新鮮啊,你要是在英國,聽說國內流行紅酒加牛奶,一定覺得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國內,邊上真有人喝紅酒加牛奶,你就有點兒抓狂。所以咱們還是保持一點兒距離好,你說是不是?」我說:「是啊,可我真沒聽說哪裡流行紅酒加牛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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