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其治明史的水平被胡适认为现代中国第一人;他又是现代自由知识分子走向左倾的典型代表。北平和平解放时,他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分接管清华大学,接被任命为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后来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在缺乏延安生活的光荣履历的旧知识分子中,其地位之显赫,仅次于郭沫若、茅盾等人。
吴观点值得玩味
在这本杂文集中,吴的许多观点颇值玩味。例如,他在《报纸与舆论》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他又说:“目前的事实,是报纸杂志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心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他也许没有想到,旧政权能够允许他的批评,新政权却没有这样的雅量。他一生研究明史,俗话说以古鉴今,他怎么完全觉察不到自己所盼望中的“红太阳”,是一个比朱元璋更阴险、更暴虐的独裁者呢?
由勇士演变为奴才
一九四九年以后,吴再也写不出任何有锋芒的文字来了。他虽然战战兢兢地建议多写一点杂文,但自己却大段大段地应用毛泽东的话;他虽然义正词严地写《谈骨气》(此文八十年代以来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却已经堕落为一个自己批判过的、没有骨气的说谎者。在“反胡风”、“反右”等对知识界大规模的迫害和整肃活动中,吴都无耻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对其他“落后”知识分子的辱骂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的。
一九五九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建议,吴开始研究海瑞,次年写出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伟大领袖没有理会他的忠心,反而选择他作为靶子,将对他的批判作为一场血腥的政治运动的序幕。
“文革”开始之后,吴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最后连同妻子、女儿一起悲惨地死去。
极权主义的最可怕之处,就是把那些曾经敢于说真话的人变成真心实意的说谎者。由勇士变成奴才,也许并不全是吴自己的错误;但他那可怕的结局,显然与他当初的选择密切相关。(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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