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被公审后，在运城地区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一些受残害的群众纷纷举报这个团伙新的罪行。但据绛县百姓反映，姚晓红的罪行只暴露了“冰山一角”。
从文盲到副院长
姚晓红归案后，需要在审讯笔录的最后一页签上“以上我看过，属实”，仅这７个字中就有３个错别字。
姚是山西绛县人，今年４０岁，幼时丧父。为了混碗饭吃，曾到县打井队学习开车。１９８１年被县供销社招了工。１９８３年调进县法院开车，在这个便于接触领导的岗位上，姚从小练就的巴结“有用人”的本事，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１９８６年，这个２８岁的文盲，被提拔为法院办公室副主任，从此，他成了绛县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１９８９年他被提升为办公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通过种种手段获得了比法院副院长甚至院长更大的权力，成为全院说一不二的人物。１９９５年当上了法院副院长后，他的“脾气”和残害群众的胆量，也随之恶性膨胀了。
一个文盲升迁为法院副院长的内幕，至今也没有被揭开。
家产超５００万元
姚晓红与在医院工作的妻子的所有家产超过５００万元，他给情妇花了近１０万元盖了一栋两层楼房。即使他全家不吃、不喝、不穿，这笔钱也需要积攒１００年。
姚晓红分管绛县法院财务近１０年之久，其间，至少换了４任会计，但他全部找外行担当，以便浑水摸鱼。有关调查表明，许多当事人的诉讼费去向不明，不少办案人员经济不清，院里的小金库至少有３８万元，而经二庭的小金库高达７３万元，这些钱全部被花得一干二净。姚还私自动用诉讼费，为自己买了一辆桑塔纳２０００型小娇车。
检察机关认定，姚晓红挪用公款１２万元，贪污公款六宗１５．７５万元。举报者反映，姚的经济问题，决不止区区的１５．７５万元。
听说要采访姚案，几名知情群众主动带记者看了姚在县城的三处不动产，均为气派的两层楼房，其中有两处在最繁华地段。据行家测算，这３栋楼房在当地至少值５０万元。
像恶势力的老大
在家里，姚使用着两个保姆，一个锅炉工。在县里，姚坐的是桑塔纳２０００型轿车，比县委书记还要风光。每天早晨，姚的小车到后，全院的法警要列队欢迎。车一停稳，马上有人跑过去打开车门，另外一人用手护着车门框子，以防止门框碰着姚副院长那“高贵”的头。有扶姚副院长行走的，有给姚副院长拿水杯的，有扶姚副院长躺下的，有给他洗脚的，有给他拿拖鞋的，有给他捶背的……
为了多活一些年，姚晓红费尽了心机。他每天都要服用各种高档补品。“三株”流行的时候，他每天要喝“三株”。姚非常喜欢按摩，每天都要把县中医院的盲人按摩师小赵用专车接来。后来，他嫌赵技术不好，又到４０公里以外的驻军某部请按摩师，一天一按，从不间断。有一段时期，姚听说喝人奶对身体好，便命令手下人到处寻找人奶。输液用的瓶子，他每天喝两瓶，一直喝了两个月。有的年轻法官，妻子生了小孩，赶紧给孩子断奶，以便省出妻子的奶水“孝敬”姚晓红。还有一个时期，姚听说吃蝈蝈能防治糖尿病，于是，绛县法院派出３０多人到农田里抓蝈蝈。
如此种种，连古代的皇帝是否享受过，也还是个疑问。
敢打中院法官
姚晓红团伙的种种恶行中，最突出的是非法拘禁。打骂百姓，拘禁百姓，在他领导的经二庭已是家常便饭。
谁都敢打，是姚晓红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１日下午，上级法院－－运城地区中院一名审判员到绛县法院复查一起上诉案件，顺便到法庭旁听一起案件的审判情况。因在过道上“挡”了姚的路，姚狠狠地推搡了他几把。有人告诉姚，这是上级法院的法官。这时，姚更加生气了：上级法院怎么了？上级法院的院长我也敢打！庭审结束后，这位“不识时务”的法官来到姚的办公室，解释了几句。这下可捅了姚晓红的“马蜂窝”，他叫来手下，对其大打出手，连耳膜都打穿孔了。４天后，聪明的姚晓红使出了惯用的手法，让爪牙写出了“关于运城地区中院法官哄闹法庭的情况报告”。
不久，运城地区检察分院对此立案侦查。因姚的行为构成犯罪，检察分院决定对其逮捕。但消息当天就走漏了，姚连夜携带巨额公款，带着会计和办公室主任，跑到太原“活动”。后来，这起公诉案件竟变成了自诉案，最后不了了之。
孙银师之死
在众多的受害者中间，最冤屈、最可怜的是村民孙银师一家。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孙银师在村信贷员手里贷款８５０元。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９日，贷款到期的前一天，老实巴交的孙银师到信贷员家里偿还了１９０元利息，并要求办理转贷手续，因没找到借据，没有办成。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６日午夜时分，村信贷员把孙银师叫到自己家里，绛县法院的田东林审判员和一名叫于小军的书记员端坐在那里。他们问孙什么时候偿还贷款，孙表示当晚只能还一部分，明天可全部还清。这时，于小军不知哪里来了火气，“现在给钱也不要。就是要打你这个东西”，说着，给孙戴上了手铐，并用脚踹孙的胸部，用拳击孙的头部，当场打得他鼻青脸肿。
孙被押到法院，在等开门的时候，于小军也没忘记见缝插针拳击孙银师的头部。被打开手铐后，孙银师被强令洗掉身上的血迹，这时他又犯了“错误”－－用了一名法官的毛巾，其结果是增加了一顿拳打脚踢。
孙银师回到村子以后，总是叫喊头痛、胸闷、脊背难受，叫老父亲孙文章替他写诉状打官司。自打从拘留所回家之后，孙银师再也没有下过一次地，担过一桶水，病情一天天恶化。９月２７日早晨，突然死去。
对孙银师之死，孙家人认为责任全在绛县法院。于是，孙家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上访之路。
孙银师的妻子、一个３２岁的寡妇，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身穿扎眼的孝衣，来到绛县县城，来到绛县法院门口哭诉。他们在县城整整哭了３天。小城轰动了，无不为这母子３人掬一把同情的眼泪。
９月３０日，绛县公安局聘请运城地区法医进行尸体解剖，以鉴定孙银师的死因。解剖孙银师的地点，就在孙家住宅院内。运城地区公安处的尸检报告却明确写道：“尸检时没有发现损伤，死亡与外伤没有直接必然联系。”
１０月２４日。死者家属第一次看到这份尸检报告。他们提出了７大疑问：解剖申请是我们写的，法院是被告，为什么把检验报告先送给了法院？报告称“尸体高度腐败”，既然高度腐败，怎么又能肯定全身“未发现损伤”？在秋天里，死亡仅仅３天，怎么就腐败得“无法辨认”了呢？为了弄清孙银师的死因，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决定不惜代价。他们再一次取出冷库里的尸体，把孙银师的另一个肾取出来送到太原权威部门化验。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相信别人，自己配制了福尔马林。不想溶液浓度太大，这个肾也腐败了。
孙家人没有服从法院将死者下葬的命令，而将其尸体冷冻在火葬场的冰柜里。这群倔强而固执的农民，不断到县法院上访，但姚晓红总是不阴不阳。
１９９６年清明节前３天，孙家２０多口把孙银师的尸体从火葬场拉到了绛县法院。一些法官见状，跑出来推推搡搡，欲把尸体推出院外，扔到附近的一个水沟里。家属则拼命相护，双方展开了夺尸大战。
就在这时，姚副院长出场了。站在二楼的他，像电影中的“老大”一样，极有风度地摆了一下手，于是，干警们突然散开，跑步返回楼上。过了五六分钟，一群被面授机宜的法警冲下楼来，其中有一个直奔大门。家属们一下子明白了姚副院长的“用意”－－他要实行“关门打狗”战术。死者亲属们如梦初醒般夺路而逃，但仍有８人被“捂”在院子里。法警们几人一组，很快将“闹事者”全部治服了。
王香兰（孙银师的妻子）：法院的人冲下楼来以后，有三个人来对付我：一个人按住我的腿，一个人扭住我的骼膊，一个女的卡住我的脖子；把我卡得喘不过气来，直翻白眼。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三人把我松开了。过了好一会儿，又上来两个法警，他们把我铐在一棵挺粗的梧桐树上，铐子勒进肉里。有个人见我疼痛难忍，问我：“疼吗？”我说：“是哩。”谁想，他又狠毒地把前铐变为后铐，更痛了。他还叫我一只脚抬起来，另一只脚着地，叫“金鸡独立”。并用电警棍在我的脸上、乳房、下身、脖子上乱捅，电得我尿都出来了。后来，姚晓红来到后院，他破口大骂：“看你还穿着白衣服，怪孝顺的。看你把汉子劐得烂烂的，把你也拉到火葬场给烧了。”从早晨八点来钟，直到下午两三点钟，他们就这样折磨我。把我放了以后，又强迫我到火葬场将丈夫的尸体拉回家，第二天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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