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是长女，有一段时间家中只有她一个孩子，即使父亲喜欢男孩，姐姐还是得到许多优惠和专利。加之她天资聪慧，对文学有特殊的颖悟力，很小就投稿，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类似“神童”的称号。另外她身体娇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亲曾告诉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气得只会哭。反正她是家中一个“宠坏”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爱文学，但有不同的偏爱，她喜欢鲁迅，我喜欢巴金；她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我喜欢莱蒙托夫；她喜欢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欢华彦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她喜欢杜甫，而我则喜欢李白。她喜欢哭，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我极少哭，特别是经历过种种尘世磨难后，我既没有眼泪，也体验不出哭的感情。我认为哭只能表达原始的悲哀，我的泪，流向心灵的深处。
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性强，有炽热的爱，也有或许是过分的恨。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苏州景海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她17岁。父母亲理所当然地要她进大学，她却暗自去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姐姐坚持要去，母亲则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来整理了一个小包裹。我当时和她同住一个房间，就问她，你做什么？她说，不许响！然后她从窗格栅栏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从前门出去到我们住的房间中间还有一条夹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门晚上闩上门闩，不熟悉的话很难离开。等她正在夹弄里摸索的时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里的老保姆王妈。我说快去告诉母亲，否则明天她会非常生气的。王妈立即去了，母亲马上赶了出来，此时姐姐还未打开大门。于是母亲把她“捉”了回来，对她说，明天早上再谈。姐姐回到房里大发脾气，把我和王妈骂得狗血喷头。
事情并未了结，第二天姐姐仍执意要走，母亲坚决不许，于是形成僵局。最后母亲伤感地说，苹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姐姐毫不犹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来好了。这一下母亲生气了，说你口说无凭，立下契约，今后一去，恩断义绝，以后“活不来往，死不吊孝”。姐姐说，好，我就写。姐姐随即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她到底写的什么，我没有看到。接着她拿起包裹，扬长而去。母亲呆呆地好几天没有讲几句话。姐姐去后，大概有两三年与家里不通音讯，似乎真的断绝了关系。到后来，苏南新专的教务长罗列曾到我家和我母亲谈了不少时候。事后母亲很生气，因为姐姐再填表时，在家庭成分这一栏里填了“反动官僚”。
以后，姐姐又考进了北京大学新闻系。
姐姐进入北大后一度很受人注目。她当了《红楼》编委，又是游国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转到中文系，因为她的文学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里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来，给我留下较好的回忆。有一天，她给我看一首名为《无题》的诗，我看后说，有感而发，你似乎爱上了什么人。她笑着说，小鬼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讲来听听。她说，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由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我对姐姐说，要是我，就不回头 ，看他怎样？她说，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后来在《红楼》编委会上发现他也是编委之一，另一编委是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红楼》编委张元勋等贴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张元勋因涉及“七人集团”欲往英国代办处政治避难而以参加反革命集团被捕。到“文革”时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张元勋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来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后来姐姐被“镇压”后，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说他是逃犯。我认为张对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赏他的风度。
姐姐成为“右派”的详情，我不十分了解。她主要是支持张元勋他们的那张大字报。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论坛”上宣扬“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当然还有不少理论观点。据说她并未划为“极右分子”。北大新闻系后来并到人民大学。合并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劳动，一度与谭天荣在一起，他们感情不错，姐姐称谭为小弟。后来谭天荣也被逮捕了。平反后谭在兰州大学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学后在资料室劳动，与王前同在一室。后来在学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岁参加部队，在四川参加过土改，随后南下，在军队中成长，以后保送到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在特定的环境下他和姐姐相处得非常投机，组织上警告他们不要来往，他们非但不听，反而计划要结婚。组织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劳改农场，他以后历尽艰难从新疆回到北京，那时姐姐早已被“镇压”了。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姐姐平反后，在北京开了一次追悼会，甘粹在会上唱了一曲林昭谱写的歌曲《你在哪里》，粗犷的歌声倾诉了他所有的感情。张元勋会后对我说，林昭这首歌是写给谭天荣的。
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扩张，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姐姐不论在划了“右派”之前还是之后，她的思想是不变的。她是一个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不自由，毋宁死”。她的志向是要改变社会，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即使她的思维逻辑并不完全合理，但她认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争议之处，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复兴公园遇到兰州大学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为观点相似，往来频繁，以致后来被称之为是个“集团”。他们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因未被公允处理而强烈不平。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他们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方面。他们似乎并未考虑到事情有复杂性，只以为陈述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行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去苏州将姐姐逮捕。
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居，父亲住在苏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亲家里。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亲的房内。公安人员进来进行了搜查，把罐头都打开来看，姐姐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不到一个月，我父亲自杀身亡。
姐姐逮捕后认罪态度恶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则各为7年和13年。事实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参与者，只因为她的态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姐姐因病保外就医，我和母亲去静安分局接她。她带了一只小包裹出来，一见我们立即往回走，并说我不回去。当时分局的人都很惊讶，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不愿回家的。在分局的门房内折腾了半天，姐姐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放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后来公安人员说，你们想法把她带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执意不走，我和母亲根本拉她不动。最后由母亲请一位朋友家里的花匠来，硬把她按上三轮车载回家里。
姐姐保外后，情绪渐见好转，很喜欢讲话。总是要告诉我们狱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们都不想听，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说，她说，哎，你们要不要看“杂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铐了一百八十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反铐了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二十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她说着，空气似乎凝结了，我们都无言。
这时候，姐姐和母亲常常发生龃龉，有时为了生活细节，有时也为了经济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亲数落了姐姐几句，姐姐说，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说完就往外跑。母亲马上对我说，快跟着她！于是我立即追着她下楼，追上了她，说什么她也不肯回来。我最后只能说，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时候，她才慢慢地走回来。
母亲很自信，总认为姐姐在她身边不会出事，于是把姐姐带回了苏州。在苏州她遇到了另外两位“右派”，由于姐姐对“右派”有深切感情，她与他们立即引为知音，演出了一场什么戏剧我并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狱。以后，姐姐被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去探监。有一次一位与姐姐同禁于一囚室的人释放出来，找到我们说了些姐姐的情况，说她身体虚弱，经常咯血，但还绝食抗议，割破血管或用针刺出血写血书，她处处与监狱管理人对立，态度强硬，看样子凶多吉少。
我最后见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时“文革”已开始，母亲已被批判，编入“学习班”。我接到监狱接见通知后，因没有钱，不能买姐姐要的全部东西。去见的日子正逢全市大游行，全市公共车辆停驶，我从早晨8时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才看到提篮桥监狱灰色的墙。
我递上了接见通知，那门房警卫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让我进去排队。那铁丝网分隔着家属和犯人，看守检查着送去的东西，我站在那里茫茫地等待。许多比我晚来的家属都已走了，只有一条长凳上坐着我一个在那里，我实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记了我还没吃中饭。到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闪耀的时候，一个监狱人员走过，我就问道，还要等很多时候吗？他没有正视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还得等！难道等待就是我生活弥魈饴穑课蚁肫鹆诵∈焙蚩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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