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巫山县和奉节县在这一带沿江交界，山势错落，峭壁绵亘，偶尔有自助旅游的背包族坐船过来，经从这里徒步到白帝城，也只是匆匆而过，没有人想得到：在那云烟缥缈的高处，一种美丽与邪恶相交织的植物－－－罂粟，竟然已偷偷种植了六七年之久。
据统计，4年来，桃花山里仅由禁毒部门发现并铲除的罂粟面积已达171亩，株数在471万株以上，如果这些罂粟全部开花结果，至少可以生产鸦片500公斤，或从中提炼50公斤海洛因。全村9个组，涉嫌种毒的近30户人家，除位置较低的1、2组，其余7个组均有人员涉及。
没有人说得清，那些神秘的恶之花是怎样隐秘地来到这里，传说诸多，但都已不可考证，有一点却成为现实：支吾的话语，躲闪的眼光，以及若干个家庭的哀痛。
上山
上山颇为不易。路呈“之”字形，若隐若现于乱石荒草间，既陡且窄，坡度不小于60度，只容得下一人通过，一人高的杂草被山风吹得呼呼作响。
更不易的是上山找人。王传毅是平槽村所属的大溪乡党委书记，他一再强调不同意记者只身上山，说山里的人“已经被查怕了”，看到外人就紧张，疑心是“穿制服的又要来抓人”，“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关于种罂粟的敏感话题，王传毅“说不清也不好说”。
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他提供了平槽村村主任、村支书以及驻村干部的姓名，至于他们的联系方式，王书记拒绝透露，还要求说如果进山的话，一定要先和巫山县公安部门联系。
10月5日，记者乘上午10点的渡船过江，只身探访桃花山。
山里的田地，全凭人力开垦，绕开树木和乱石，烧掉荆棘，一小块一小块地整出来，沿着山梁斜列着。稍微空旷一点的地方，都被精心打理过，种着红薯、苞谷、芝麻等适合旱地生长的作物。
在步行3个多小时后，记者终于到达了平槽村1组，其他8个组还在更高处。而村里的孩子们几乎每天都要走这么远，去山下惟一的学校上课。
山里的人住得散，走上半个小时，也难看到一户。房子都差不多，泥土夯成的墙，墨黑的瓦，几根木头隔成的透气“窗”。屋子旁边连着猪舍，栅栏用枯枝编成，那也是厕所。
隐痛
彭首珍就住在这里，她的丈夫黄柏林要3年后才能回家，此前他已在狱中呆了3年。1999年12月，包括黄柏林在内的9人，因犯有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留给彭首珍的，是3个不到10岁的孩子，一间破土屋、几亩瘦田。那以后，彭首珍几乎不知道安稳觉是什么滋味。
3个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学念书，每人每学期的学费是160元，他们已经拖欠两年了。彭首珍希望地里的东西能多卖点钱，好早些把学费补上。她已经习惯了天不亮就起床，先给孩子们煮好早饭，通常是一锅洋芋（马铃薯）或红薯，再打着火把出门，背上自家种的东西下山去卖。
到奉节县城有30多公里山路，凌晨4点多出门，就算买卖特别顺利，也要晚上8点多才能回家。虽然去巫山县城要近一点，但来回都要坐船，得花十几块钱，而彭首珍每次最多只能背下山50斤洋芋，哪怕卖光了，也只能挣20多元，她舍不得。这样的日子，几乎天天都要过。
与黄柏林同年入狱的，还有柳恒玉的丈夫黄志常，但他已死于狱中，他同样因种植罂粟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去年，柳73岁的公公黄礼让因继续种植罂粟，被判刑6年。
到柳恒玉家要爬六七个小时的山路，听说家里来人了，柳恒玉才背着苞谷跟在黄志祥身后回到家中。奉节人黄志祥今年年初来这里和柳生活在一起，帮她干农活，并抚养黄志常留下的两个孩子。
黄志祥蹲在地上，不说话，先抽了一袋旱烟，又点燃一袋，撩起油腻的衣服，找块稍显干净的地方擦擦烟嘴，递给记者。看到记者抽起来，才说话：“他（黄志常）死后，妹子（柳恒玉）和这些娃苦呀！”说话时柳恒玉一直低着头，只是偶尔抬头望望黄志祥，间或用袖口抹抹眼泪。
1999年前后，黄志常因种植罂粟被大溪乡两位治安员罚款1.2万元。
他坐牢后，一位亲戚谎称只要用钱就可以把他“捞”出来，柳恒玉又东筹西借了1.7万元。可黄志常死后，此人却装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至今未退还一分钱。种罂粟卖鸦片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只是3万元的债务和家破人亡的哀痛。
“黄志常死后，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日子更加过不下去。黄礼让这才又偷偷种起了鸦片。”柳恒玉现在最担心的是怕公公遭遇同样厄运，“他身体有病，只要他能回家，我们即使是去讨米，也不敢再种鸦片了！”
夜宿
当晚夜宿村支书杜立康家。
因为记者是稀客，杜家特地准备了米饭，在平时，红薯、玉米、土豆是最常见的食物，米是要下山坐船去大溪乡买的，稀罕得很，还炒了一大碗腊肉。杜立康的妻子一个劲地把肉夹给记者，旁边4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就是不敢伸筷子。
晚上洗漱时，杜立康妻子特意烧了一锅热水，一再要求远方的来客－－－记者先洗，实在却不过，我只好先洗了把脸，杜家七口再按年纪往下轮；之后，又添了点热水请记者洗脚，然后全家再洗。洗完后这盆水并未倒掉，而是拿到屋外沉淀，“留着供牲畜饮用”。
“水贵如油”，用来形容当地正恰当。山上没有水源，全村共挖有110多口旱塘，人畜饮水全靠雨季时蓄积的降水，至于山上的庄稼地，种得辛辛苦苦，但能长出什么，就只有看天了。如果遇上旱季，水池干涸，他们只能走几里甚至几十里山路到长江去担水。杜立康有次挑水上来，至少用了5个小时。
山里的夜很静。遥望对面山下仿佛与星光连成一片的点点灯光，平槽村的人惟有咂嘴羡慕。他们用的煤油灯，是把棉线搓的灯芯放到空罐头瓶里，倒上煤油就算可以用了。就是2.4元一斤的煤油，全村还是有三成左右的农户用不起，仅靠柴块取火照明。杜立康家的经济状况在山里算是最好了，一个月用油也不超过3斤。灯火如星，吹灯之后，烟熏的气味在昏暗里慢慢弥散开去，在这种带着暖意的暗夜里，人们习惯了早早入睡。
杜立康偶尔会把家里那台录音机打开，放上几曲老歌，录音机虽破，但在当地仍稀罕得很，几个孩子的神情明显就振奋起来，这是他们惟一与科技沾点边的娱乐。
这样平淡而枯燥的生活，让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憧憬外面的世界，初步统计，有60多户、159名壮劳力外出打工。但这些年轻人基本没读过什么书，只能干苦力活，有时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很多人从离开后就没回来过，家里年迈的老人只能日复一日地痴等。
平槽村学校是村里惟一的学校，要教育全村87名学龄儿童，老师杜立祥是全村仅有的4个高中毕业生之一。山里拖欠学费的情况非常普遍，许多欠费的学生，连小学也念不完。
由于大溪乡没有初中，要读初中的孩子必须寄宿在曲尺乡的曲尺中学，每周生活费用至少在40元以上，拿得出这笔钱的家庭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全村714人中念过初中的人，“用一只手都数得清”：在读的仅有3个，具初中文化程度的不到20人。
关于平槽村，还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全村现有9个组，175户，714人。全村耕地面积608.7亩，因超生严重，人均不到1亩。80％的人尚未达到温饱，靠国家贷款过日子的占总户数的90％，户均贷款1500元以上，大部分山民一年到头在地里辛苦，也仅能支付贷款利息。
据说从外地过来收鸦片的人，一亩地可以给出1万－2万元的价钱。
出路
桃花山海拔1800多米，陡坡低壑随处可见，在那些几乎无法涉足的地方随便撒几把种子，没有人会发现。巫山县公安部门每次过来查禁，也都是困难重重。地理上的阻隔，就这样成了恶之花滋生的天然屏障。
“要根除种毒，一定要先修路。”大溪乡党委书记王传毅对记者一再强调，“高海拔特别适合种植反季节蔬菜”，而反季节蔬菜的价格比较贵，“一窝反季节西红柿就能卖5元钱左右”。一旦上级政府能把江北四村的公路修通，“山里的人光卖蔬菜，在一两年内就有希望脱贫”，何况山上还有“核桃、毛猪、柑橘等能卖得起价的东西”。
由于没路，进出只能靠肩挑手提，要是没有骡马，就只能请人帮忙，从山脚用骡马运100斤大米上山，到半山腰的1组要10元，到山顶要25元。就算有骡马，把一头200斤重的生猪送到山下，也得请6个壮劳力轮流抬，一头猪运到山下，比平地人家至少要少赚100元。
桃花山的村民做梦都想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但在修路问题上，他们却不敢有过多的奢望。修通公路至少要300万元，这笔资金全得靠上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但在平槽村，往年的各级政府拨款均有不到位的现象。
据了解，1999年，平槽村得到巫山县教育局等部门的同意，获得10万元资金建设小学教学楼，但钱一直未到位；2000年，重庆市扶贫办拨款3万元给该村建饮用水池，至今只到位1万元；2001年，上级政府给平槽村拨了3万元修路款先修建骡马路，但是这笔款项至今也未到山民手中。
最让他们看到希望的一次，是曾有一位从重庆来此挂职锻炼的扶贫副县长，拟订了修路计划。但随着此人的调离，该计划也被搁置。
在这种状况下，全村靠借来的1万元，买来216斤炸药，动员村里仅有的劳力和能动的老人，花了3个多月才将条“骡马路”修到半山腰。
这条宽不过1米多、用高低不平的大石头铺起来的山路，被山民兴奋地称为“大路”。但如今这1万元只剩下1000多元，修路也基本停顿下来。就算有了这段骡马路，本地年轻力壮的山民从山脚爬到半山腰，也要一两个小时，爬到山顶，则需要六七个小时。
不是尾声
县里的领导长什么样子，住在山顶的山民至今没有见过，不过对于罂粟，他们已越来越熟悉。
从紧邻三峡的火焰山顶（属桃花山地区－－－记者注）俯瞰下去，在三面刀削斧劈的绝壁包围中，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哪里散布着大大小小几十块新开垦的神秘土地。他们还知道那些隐藏在荆棘杂草中，通向那些土地的几乎不能行走的山径。
山里孩子的眼神是很清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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