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判“二月逆流”
这件事首先得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全会。会议对参加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他到会的陈毅等六人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 “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联，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中共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简报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 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
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
全会在讨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己当代表不够资格。
在１０月３１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 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 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
◇ 张春桥：陈毅只会下棋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三野司令员，上海干部中有许多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毅十分爱戴；二是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亲率三野解放上海，接着出任上海首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享有崇高的威信。现在张春桥要想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简报，其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张春桥看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
张春桥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 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着，张春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 选陈毅为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春桥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后不到一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短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赶紧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准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 。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份尖端材料！“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搜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 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６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份，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 ’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等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八十名上海“九大”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司’”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专案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心中有数。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二月逆流’ 黑干将”叶剑英等人的材料。“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搜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清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绝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
１９６９年３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毅等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
大会开幕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份，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回答，“应该是肃清陈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 王洪文：请陈毅清算自己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７日晚，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齐集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
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已！”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就让陈毅威风扫地，很是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发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咀脸”；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 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毅忙不迭的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身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 张春桥：让陈毅讲话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了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意犹未足，仍然绕有兴趣地听着我们几个争说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是听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大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３月２９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批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由代表们又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一九五四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仍然兼任上海市市长，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共当了九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改正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四十多年来，自己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跟我咬耳朵，要我把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抛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他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交给了我，让我发言。
◇ 翻陈毅旧账
陈毅刚讲完话，我就抓过话筒，对陈毅的发言进行“消毒”。我说：“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说到这里，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啪”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难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关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简报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着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代表们这才晓得为自己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原来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我清了清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刚才的发言中胡说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己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后脑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俯着额头。显然，刚才我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使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失去了领导中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增无已。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作过结论。陈毅自己也作过多次检查。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１９６８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偏偏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呢？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作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
王洪文瞅瞅陈毅，认为他的气焰已经完全被压倒了，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了。
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我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次。
在吴法宪办公室等了十分钟左右，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我们逐一握手，然后座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 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我们频频点头：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
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百家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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