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丈夫已去世100多天了，王赛红还是感觉没脸见人：这位镇委书记之死，在当地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资。
2002年11月8日傍晚，岳西县的几个生意人，因要接手菖蒲镇一家企业，就通过县法院的党组书记、副院长陆毅刚等4位副院长，宴请“父母官”王云生。从晚6点到8点半，一群人喝了8瓶白酒。到了最后，王云生“用手捂住腰腹嚷不舒服”，被紧急送往医院。
第二天凌晨，王云生死在了医院里，死亡通知书上说，王死于“酒精中毒”。
消息迅即传播开来。对王云生的死，当地老百姓普遍感到震惊和愤怒。岳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大多数人都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此情形下，王云生等人喝酒的档次和数量，就成为人们探究的对象。一个传闻被认定为事实：事发当晚，王等人喝的是五粮液，一瓶五粮液酒在当地要卖300多元，也就是说，一顿酒下来，就喝掉了一个当地人差不多全年的总收入。
对于这场酒宴，有人绘声绘色地说，在喝酒过程中，陆等人和王喝得兴起，相互拿对方灌酒取乐，结果王以一人之力，终不敌四名“酒精考验”的副院长，以致“饮恨沙场”。
“今晚就算喝死了，也好给同志们腾一个位置。”
事发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岳西县委迅速成立了一个由政法委、纪委、卫生局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王云生是否被人灌酒致死等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小组勾勒出了出事当天的完整一幕：当天上午，陆毅刚代表岳西法院到距岳西县100多公里的安庆市，参加一企业的开业庆典，和市中院的人一块喝了很多酒；因市中院领导前来视察，岳西法院另一名张姓副院长带人陪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在喝了这么多酒的情况下，两个副院长晚上再喝，都没有出事。
王云生平时的酒量在6至8两之间，高兴起来可以喝到1斤多──当天中午又没有喝酒，调查小组因此认为，王的死是一个“令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意外”。
据了解，当晚王云生情绪很高，“一上来他就主动出击”，将酒瓶抢过，亲自倒酒。他嫌酒杯太小，叫服务员换上大玻璃杯，仰头就喝下半杯白酒。王对陆等人的“滑头行为”很不满意，逼着他们喝，说：“今晚就算喝死了，也好给同志们腾出一个位置。”没想到几个小时后，此言便一语成谶。
“早知会出现这事，这个官不当也罢！”
调查进行了3天，最后拿出了调查报告：陆等人并未向王云生灌酒，他们不应为王的死亡承担任何法纪以及道德的责任；王陆等人接受宴请，没有违法违纪行为。商人宴请他们，是为了日后“在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关照一下，为下一步开发做准备”，王毕竟是一镇的长官，“今后要他关照的地方多着呢”。报告还说，事实上当晚几个人喝的不是五粮液，而是40多元1瓶的“杂牌酒”。
事情发生后，如何定性王云生之死，成了件棘手事。
在给县委县政府的报告中，调查小组斟酌了一段时间，想出了一个词：非正常死亡──“王云生同志的死算不上因公殉职，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遭遇不可抗拒力量的死亡。”
据说，县领导在仔细研究了调查报告后作出指示：对王的死亡，应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一个党委书记，为当地经济发展，出面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责任。”“特殊处理”的结果是：对王的亲属，按相关政策抚恤到位，“求高不求低”，王的两个小孩，到高中毕业为止，在岳西读书期间免除所有学杂费。
尽管如此，一个好好的家毕竟再也不完整了。仍沉浸在悲痛中的王赛红说：“早知会出现这事，这个官不当也罢！”
关于王云生的死亡，还引发了一场“偶然”还是“必然”的争论。
政府方面认为这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事件”，调查组“辩证地、客观地分析”了喝酒的全过程，发现从头到尾都是王采取主动，“别人不喝，他倒先喝了”，因此认定：造成这次“偶然”的直接原因，在于王的“好战”以及他身体不好。
但岳西民众更愿意相信王的死亡是一种“必然”。根据调查，从2001年开始，王就频繁地出现“用手捂住腰腹嚷不舒服”的场面。事发一个月前，王在省城合肥陪相关领导喝酒，当时他就以手捂腰感到难受，但他仍坚持喝了很多酒，以致被送到一家医院抢救。
王任职的菖蒲镇，是岳西经济落后的一个镇。在一些官员眼里，王这样做是“积极为大众服务，死而后已”，因为他们“了解做官的难处”：对上面，不喝不行；对下面，不喝更是不行。但在民众眼里，这样做等于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吃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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