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士”的知识与现代知识之别；
2、什么来做“边缘”的标准？
3、功利；
4、政党出于见，共产党出于功利；
5、“知识分子”这个提法究竟还有无意义？
6、呼唤蔡元培；
有人偏重于从学的方面来议论，有人侧重于识，当然也有学识并茂的。学对于笔者，可以说是无，而识也是积累型，并非因治而获，所以在下的议论可能全不对题。
余英时这题目够大够宏了，讨论知识分子，得先判定什么是知识。究竟是从智愚的立场，还是类型的立场来定义知识，这对于余老先生看到的边缘化是很不一样的。在设题里没有此议。
知识定义宽窄两义，宽者很常识：明白道理即有知识，就是以智愚为知识分子的分界线。
而狭者是分类立场，指出一种特定知识类型：必须是关于认识立场的，这使知识仅成为认识行为的成果；不包括其他类型如：历史的、阅历积累的、人生境界问题的……等等。
以认识行为建立起来的知识，必须是关于被认识对象的，有认识主体，反映对象的理性形式。这样的条件下，知识即反映体系，它与被反映体系的符合为真知。人的智愚不是仅由此一类知识能决定。但这类“知识”在关系上最具有知识的形态。它是对对象的反映，是相对关系的，所以多是唯物主义的色彩。----牛顿是代表。
以毛泽东为例，有好几本洋人写他的书都不认他是知识分子，至多承认他为半知识分子。毛泽东不是读书的人吗？不明事理吗？连个知识分子也算不上，是不是不公平？这说法也不是绝无道理，他的确不是认识形态的知识----不是科学家，工程家，他所明的理不是相对之物的，不是有形态的，不是唯物的。他读的是史，他的知慧运用是心理世界内的，是从“心”出发，又在心内完成的思维活动，不是经验科学。他自己说是唯物主义立场，其实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因“唯物”与“唯心”对于他，他的党，都是先验概念，他是从表白、站队的立场来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照类型来定义知识，毛泽东拥有的不是认识类型的知识，所以有人不把他算成知识分子。也合乎情理，有根有据。
照类型说的标准，胡跃邦、赵紫阳二公都得靠边；相反，上海帮里的：江、吴、曾、黄、陈……都是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的赵紫阳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江泽民，说他附庸风雅，干不了实事，真是恰当极了。人以群分，来看看上海帮，差不多都只会装腔作势，不知何为正业。前阵子胡教长议取消岳飞、文天祥案引起各界嘲讽，它雄辩地告诉人们：陈舞娘和江三代常常很庄严又很神圣地玩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谎诞戏。和那些把马克思说成姓马的人差不了许多。而三代那张嘴却是悬河，一开闸就不可收，他是数、理、化、文、唱、吹、拉……无所不通的全通型知识分子。
照他们的例，知识分子不仅设边缘化，还核心化了。
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儒家，或士能不能入了知识分子的流还是个问题。
因儒学是人生境界的学问，一种修养，是从心出发的，又是关于心的，是如何处世的学问，不是对物的知识。
因此这样的学问天然用于价值理念，关怀环境，调整环境，是用来至善，用来承担责任的学问。“士”多般是这样的学问----一个以承担责任为最高理念的阶层。有这样学问的人倾向于以天下为己任，关怀、同情、怜悯、负责、议论……出仕、清议都是极正常极必然的事。
士的学问有一个极重要的特征，它的范围只是关于----“我”的，《大学》，《中庸》都只涉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怎样成为这样的人？说来说去只是境界追求，谁也不能代了别人去追求，你怎么学怎么修都仅仅是对着自己，是自我内的：自己给自己定目标，由自己努力，自己监督，自己调整，自己达及。现代心理学（无论科学心理学还是哲学心理学）都研究“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儒学或“士”不过就是“我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自我意识”。
儒学价值的积极方面：没有破坏性：自己活动在自己内部，破坏什么去？；总是从全局出发，照及整体：它是一种由自己来回答自己所以应该如此的根据的学问----伦理的，伦理所寻的就是----总根，它怎么会不从整体出发呢？决不会因当下需要而使建设具有破坏性……；它的消极方面是：在打倒孔家店时所体验到的：保守、封闭的一面。它仅仅是关于自我境界的学问，怎么能不含些封闭呢性，怎么能不把认识之学拒斥其外呢？
儒学是学问，但它只是生命境界的学向----造就好人的学问----培养圣人为目标的学问。
儒学不是认识对象的学问：它不研究天体关系，也不研究物质构成。
它不是物的理，不能用于功利。能用于守，用于治。不能用于取与夺。
它在以往对它国家民族具有价值：只要有一些“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方面的杰出分子（士），其发生的影响就足以凝聚社会，稳定大局。那个时候的视野有局限，经济生活单调纯粹。所以士大夫处在中国价值的中心是理所当然。
这并不是说功利在以往社会不起作用，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特征，使功利立场成不了价值趋向的主要观念。有了士----知愚型，伦理型，责任型的知识分子，就足以满足这种社会的价值需求。
所以，士在传统社会里的主导地位，就不只是知识分子在主导，而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知识分子在主导。----是知愚型的，伦理型的，责任型的，追求至善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
士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等价名词。它们相同内涵只是明理，连所明之理也不一样。做为知识分子的士，所明之理一是善----向善；二是责任，他们不去为社会承担义务，尽其职分，又能干什么呢？余老先生指出的知识分子边缘化这一事实，与“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扩展有很大关系：知识不再只是向善负责的教导，还包含了造就能人，理之能，术之能，技之能，术、技之能本来也不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而是用来满足需要的，工程家们是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原本就应在边缘上。所以“边缘”知识的职分不同。
二、关于功利
在中国，近代价值的标志是不是就是功利？虽不敢肯定，但作用非常清楚。近代是一部国家贫、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可这都是经验评价，它揭示的不就是以认识为特征的专业学问太薄弱太苍白吗？要强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要求里暗含的潜台词是什么？是物！是术，是技----坚船利炮纺织机，这是具体的、直接的、有限性的学问，却又是有用的学问，正是这些有限性学问在方便人类需要，满足人类生存的舒适方面让人目瞪口呆。国强民富的愿望不自觉地就变成求功近利的观念，功利观就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价值趋向的主导地位。它造就了上海的繁荣。无论如何也得承认：机械、技术都是知识，不是用于调节人际，提高生命觉悟，却是丰富方便生存的，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人所不能不依赖的。这种知识本来就是用于财富的创造，不是责任的承担。近代发生了功利观对至善观、责任观的摧枯拉朽性革命：使传统的以造就好人为目标的教育向着认识世界创造财富方面急转，造官教育成为造就能人的教育。创造财富成为观念的主流。“五四”是否可以标志了这种转换的完成？----同时也揭露出这种转型的盲目：功利观念是必不可缺少的，但它一叶障目，不顾长远，不负责于环境，把要求之功孤立在整体之外，之上，为价值为造福而实施的建设在初始上就包藏着破坏。功利只对眼下负责，不可能对根源负责！它不是通过伦而建的理，是以眼下之利为出发点和终极点的。知识的功能就从“造就好人以忧天下”急剧地地转换成“造就能人以便利需要”。这样一种转变的大势来得太猛烈，以至来不及比较，筛选，反思。
在常识以内，我们能看到共产主义做为一种特定文化的输入，却看不到它是在洋枪洋炮对义和拳的功用对比中输入的。织布机之对于手摇纺车在刺激感官上，是太有力、太生动，无从抗拒。共产主义是被包裹在对现代技术的期望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的引入的。最初它不是做为一种统治文化，而是做为功利观念里的一个成份引进的。而且最先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历了实践的挫折正处于反省阶段的，修正类型的----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比共产党早了十年，1911年创于上海。这个党的纲领并不含暴力，是共和学说。只有分析我们民族从传统向近代迈进时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才能探究出正悄悄形成的，急剧汇集的是个什么观念。戊戌变法生动地表明的是----要强国！要复兴！强国指望什么？----器，有形的器----利器。能带来利器的是术，是技----功利。
在全民族的不可扼止的投进功利观的大背景下，“共产主义”这个功利文化体系被裹挟在其内输入进来……只求“造就好人”的传统文化无力满足强国之需要，它只能用之于人----心，不能用之于物；来不及辩别它对心的建设是否还有必须性。文化的潮流就和它拜拜了。可以说“五四”运动之蔽之弊就是功利观掩映了伦理观，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的同时也裹挟着破坏性。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其实是潜伏在一个更基础的观念的胜利，是功利的，以造就能人为主流的文化观对造就好人，责任人的文化观的胜利。正是这一功利观的节节胜利中，为共产主义这个功利文化的胜利扫清了障碍的。共产主义是被包裹在刚刚兴起的正逢勃着的“自强--功利”观念里暗自成长起来的。借助了概念对理性的先验，在理性尚来不及辩别它的背景下风行起来。
下一讨论：政党出于见，共产党却出于功利。
三、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利文化！共产党是个功利集团
如果有冯友兰那种纵观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现象的蔽障，不考察汉以后儒学各派系自身的侧重，只看辩论的大势，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想刨一个正宗根据，至于正宗了没有，咱不去管，但从正宗的愿望出发却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实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据，上样一种追求第一同的要求决定下的方法论，可以证明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建立在伦理上的。以这样一种方法上的立场发动的行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观的，近利的，眼下有效性。汉文化又深又厚，几经外族的入侵统治也未能对其有所动摇，它反而同化了侵略者----就因它从根出发。在伦理之下才批准行为，对正宗负责也就是对“是”负责，它从理出发而不是从功和利出发，虽不一定能从现象层面看到好处，却保持了久远的积好功效。我们的汉文化往往拙于应付眼前事态，临界危机，这是文明民族反败给野蛮民族的一个未被揭示的机理。共产主义的入侵能在中国奏效，仍然是据于这一点。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文化其根本的本质就是：它是一种功利文化，其思想原则是：只要你需要、你想要，你有这个意志，也就是理由！你的意志就是理由！不需要再去伦什么理，找什么正宗根据：你的要求、利益就是根据，它适足地鼓励了一切有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的人，不再犹豫，迅速地行动起来，去争取自己的目的；它甚至鼓吹只要服从目的，手段上的善恶可以不予考虑，它也就是一种在求功近利上最简便，不需理由，只需意志和决心的观念，满了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流氓汉、贪婪虫们的需要，只从目的出发，扫清了道德善的障碍，也积请了合法烧障碍的以目的为伦理根据，不考察目的的根据性----即埋葬了合后性！是一种只围绕满足主体为合法的观念。
《共产党宣言》是如何以最近、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它的这一鼓动力却里来的？这就是功利义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差异：放下我们传统文化的目的性不谈，只考察它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它是伦理的。所谓伦理，就是找出根据，而且是最初始根据，第一因。以支持自己的要求、愿望、想法合法。如果追不穷干可靠根据就不能发动行为。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的风糜中会嘲讽对一些旧学人愚腐，遗老遗少？就因为他们每有行先考问合污不合法，先伦理。而《共产党宣言》的要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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