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甚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版新书，与多年批评你的舆论抗衡呢？你有信心新书的内容（会）令攻击平息吗？
余秋雨：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舆论界对我的诬蔑和攻击已经到了一切正常人都很难理解的地步。简单说来，起因是一个人，这个人在１９７6年因为我说了一句“毛泽东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责任”，审查了我整整两年，称是“攻击毛主席”。后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１１届三中全会承认毛泽东犯了错误，又否定了文革，对我的审查也就结束了，我还被公推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事隔二十多年之后，那个当年审查我的人趁人们失记，突然在报纸上宣布他当初审查我是因为参加了一个叫“石一歌”的小组（但他避而不谈是不是也审查我批评毛泽东的一句话）。当代中国人都不知道“石一歌”是一个甚么组，以为是文革中的阴谋组织，因此引发起了不少文人心底的斗争欲望，竟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千多篇文章来批判我，我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我在新书中写到了，“石一歌”是文革中的极左势力受挫后周恩来总理要求成立的一个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我参加的时间很短，只写了一段鲁迅在广州的生平就离开了，没有一句话有涉现实政治。我在新书中说，他们在“石一歌”问题上闹了整整六年，我现在发出“悬赏”，如果有谁能找到我以“石一歌”名义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句子，我就奖赏给他我的全年薪金，如果找到两句，我就奖赏两年薪金。香港朋友也许会觉得我这样做有点夸张，但是，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新书出版之后，攻击我的舆论不可能平息。因为他们其实很早就知道了真相，但还是天天骂。原因是：一，大陆报刊为了追求刺激，只要是骂名人的文章，特别是骂最不该骂被骂的文人的文章，立即就能发表；二，大陆报刊没有“对立制衡”机制，都自称“政府喉舌”，所以一家骂人都跟着骂，不可能有反驳、辩论、纠错、反调查；三，中国大陆的司法起步较晚，法院的重点是刑事大案，经济案件，在保护名誉，人权，惩处诬蔑、诽谤方面还极不健全，几乎找不到严惩诬陷者的先例；四，那些诽谤者知道我有名无权，任何攻击都不可能受到行政力量的阻止，我甚至还没有参加过作家协会、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等组织，是一个彻底的个体文人，因此他们完全有恃无恐了。
我曾试着到上海市中级法院起诉那个诽谤我最严重的古远清，他不得不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８日当着法官的面向我道歉，还签署了道歉文本。我发觉他在报刊上宣称家境贫寒，付不出１６万元人民币的赔偿款，也就出于怜悯放弃了赔偿要求。谁知道他一离开法院继续在电视和报刊上大骂，骂得比以前还凶。据说还要在香港出一本《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的书。这一些人，完全不在乎事实的真相，法院的判决，更没有良知和羞耻感，只想一次次用最有刺激性的恐怖话语骂我，引起社会轰动。他们公然在报纸上宣称要剥我的皮，咬我的骨髓，这两天又宣布我要自杀。由于中国大陆还没有“大报”和“小报”的区别，这些文字各报转载，对我的家人，亲属，学生和读者造成巨大的伤害和困扰，因此，确实无法再写下去了。
记者：新书还未出就已经引起哄动了，今后还会有平静的退隐日子吗？
余秋雨：他们已经骂了我十年，几乎每个月都在编造我的历史，再过几天很可能会说我是希特勒的参谋，蒋介石的间谍，或谋害了毛泽东。我一直没有反驳过，这次书还没有出版他们就骂成一片，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他们害怕真相，因此想堵我的口。如果不是这样，为甚么不再等几天，等到书出来之后看了内容再批判呢？这实在是下少有的奇事。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他们。我只写我的记忆，纯个人的记忆，主要表现我们一家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以及我在灾难之后的精神历程。我是写给我的长辈和我自己看的，写了就平静了。那几个人再骂，我还是平静。当然也可能考虑打一些官司，促使中国法律在保护人权，保护文化上有实质性的进步。这可能是我能够做的最后贡献了。
记者：您觉得文革这一段历史对您的人生经历有甚么影响？回顾过去，你怎样评价这一段历史？
余秋雨：由于那几个人的诬陷，很多好人心也以为我在文革中做过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只不过他们说得太夸张了。其实正好相反，我在文革中是最干净的。原因很简单，我爸爸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成了“阶级敌人”，我是“阶级敌人的儿子”，永远抬不起头。我如果当时受“重用”，为甚么不救出我爸爸？文革初期我受造反派批判，全校都能证明；文革中期我被下放到外地农场劳动，几百人可以证明；劳动回来后为复课编过一点教材，从事过短暂的学术研究，一听到极左派重新得势我又到家乡山间隐居，直到“四人帮”倒台。我因爸爸被关押，十九岁就挑起了全家生活重担，成天忍饥挨饿，但从未向恶势力低头。现在他们那几个人批判了我那么多年，也没有查到我伤及任何一个人的蛛丝马迹。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能够像我这样，因为那是一个人人互相伤害的时代。我痛恨文革，因此明确认为，现在那几个人对我的围攻，完全是文革灾难的局部性重演。当年我爸爸和很多知识份子，都是被查问到所谓“历史问题”，然后万炮齐轰，不容解释，才陷入绝境的。我比爸爸遭遇好的地方，是没有被关押；我比爸爸遭遇坏的地方，是被公共传媒围攻了十年之久，爸爸当年只是本单位的造反派在批判他。
我认为，文革虽然是上层政治人物发动的，但为甚么会引起全民族的疯狂？因为它释放了中国文化界一种渴求斗争，渴望整人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至今没有受到过清理。因此，我要把三点经验告诉年轻一代：
一，千万不要相信那些热衷于“揭发”别人几十年前“历史问题”的人。文革就是这样开头的。对于那些举着鞭子盘问路人的人，我们必须夺下他们手上的鞭子，进行反问。
二，在灾难中从未伤害过人的人，是上等好人。在灾难过后还在借着灾难话题来伤害人的人，是最坏的人。
三，中国文化近几百年来很少建树，因此判断中国文化界的是非，第一标准是看建设，还是破坏。一切文革式的大批判，从来没有为中国文化做过任何好事。
记者：余教授，您对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有力的贡献和推动，中华文化本来已经不被年轻一代关注，也不被媒体重视，现在您要退隐了，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和遗憾？您觉得在当前文坛上，有没有人能够取代您的地位和工作？
余秋雨：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评价。但我如果不退出，那些人在向我投污的时候也会投到中华文化，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替代我的地位和工作。
记者：您觉得中华文化会走一条甚么样的路？前景乐观吗？
余秋雨：我以前一直对中华文化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包括在文革灾难中也没有丧失信心。直到前几年，我还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中东，中亚，南亚地区，肯定了中华文化历几千年没有中断的原因，想把这种乐观带给全球华人。但事实上，我内心的悲观成分越来越大。我从自己和其他文化建设者的经历感受到，文革式的破坏力量正在借助于现代媒体快速膨胀，而谁也找不到能够抑制它们的办法。它们破坏的重点，在于文化的创造者群体，它们能够容忍的，是保守，左倾，外来的文化。因此，回顾这二十年来，虽然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上基本上没有成绩。近七，八年来，情况更加糟糕，几乎没有像样的创造性文化能够在中国大陆生存下去。正如最近贾平凸对我说的：“不知道从哪里放出来一群野狗，把仅存的一点庄稼全啃坏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遏止这种情况的可能。
记者：您称新书为“记忆文学”，请解释一下，这与传记，回忆录有甚么区别？
余秋雨：我强调“文学”二字，而传记，回忆忆录并不是文学。文学的本质并不是虚构，而是结构。我只抓记忆中有特殊光亮的片断，由神奇的历史逻辑来组接。例如开头的山和结束的山，两个想进入上海又终于迁出上海的家族，极小的村庄和极大的世界，灾难的困境和精神的释放……这一些带有宏大诗情和哲理的架构，就是文学的基座。但是，我又是用真实而具体的历史事实来搭建这个构架的，即表层极真，而深层则是一个精神性的审美结构。我只担心很多读者只对表层兴趣，因此一再申述它的文学本性。另一方面，在文学上，它又由那么多真实块面组成，成了一种文体创新，就像用很多真实的照片拼贴成一个抽象意境。
记者：重新发现父辈的事迹，对您有甚么启发？这次写作与以前有甚么不一样？
余秋雨：我内心的憬悟，集中表述在最后一卷的最后两节《那一叠纸条》和《借住何处》里边。我因看到了父亲在关押处向造反派借钱的纸条，猛然意识到我在外面没有尽到家庭责任，深感羞愧，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而且是大儿子；由此想到，父亲不仅向造反派借钱，企图养活我们，而且也向城市和乡村一次次地为我们租借着居住地。那么，“借”，很可能关及我们生命存在的本质，也体现了生命和空间的奇怪关系。这一切当然要比以前的写作深入多了，因此在写作期间常常双眼含泪，满心震憾。
记者：您退出文坛后有甚么人生计划？
余秋雨：还没有想好。等想好了一定及时告诉您。
亚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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