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在《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红军、苏维埃政府还和全国的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维埃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哥老会的区乡两级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宣称”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并鼓励苏区内的大爷、当家、管事的要积极到白区发展（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可见红军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掺杂着土匪、山堂、帮会成分，带入了吸大烟、充光棍等恶劣习气。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承认：”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还承认”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兵源，苏维埃政府动用种种手段开展了一系列”扩红”运动，使红军规模迅速扩张。
扩大红军的方式一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兴国县大地乡曾一次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长冈乡调查》）。
二是利诱。一九二八年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雇人代种的标准是：农忙时每家帮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帮十个工。红属帮助红属，每天需付一毛半，红属帮助群?，每天能得两毛，群?帮助红属则不付钱。而遍布苏区各乡的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红属才给赊帐。货缺时，红属先卖，减价百分之五，社员后卖，不减价，非社员再后卖。其粮食调济局，卖出时先卖红属，再卖给困难群?。卖给群?要扣除损耗。红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三是征兵。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了”实行征兵制度”，苏区的征兵就是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关于扩大红军一节中就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这至少说明有一部分农民参加红军并非是出于自愿。
四是收编俘虏。通过宣传鼓动、利诱和胁迫，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兴国县长冈乡十六至四十五岁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十六至二十三岁青年编少队一大队，男女合编，全乡一百零一人，除病残十五人外，一律编入。通过上述四种方式，红军规模迅速膨胀，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员最多时曾达到八万多人。
这种迅速扩张起来的军队，素质低下，良莠不一，因而军队作风极为恶劣，下级士兵境况十分悲惨。主要表现为官兵等级森严，打骂士兵、虐待伤员，士兵逃跑不断，甚至还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杀现象发生。毛泽东在《废止肉刑问题》一文中披露：”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子，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毛泽东在另一篇《优待伤病兵问题》中披露：”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或无情地驱逐他们”。”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饮食恶劣”。”与当地群?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使士兵不满意红军”。这样的体罚虐待，使下级兵士不无法忍受，纷纷出逃。如长冈乡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乡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苏维埃干部、红属妇女和儿童团组成宣传队、突击队，在各乡开展逃兵归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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