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大陆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提出一个问题。在经受了“改革”带来的种种痛苦后，面对贪污腐败的肆虐、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社会边缘化人口的增加和危机业生的社会局面。任何理智清醒的中国人都能意识到，目前中共施行的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精英集团倾斜的“改革”，有如在伤口上大把撒盐，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立场会发出不同的计算方法。从中共政府的立场出发，当然只会计算“成就”，并力图掩盖改革带来的一切灾难性后果，因为让中国人过多谈论和了解“灾难性后果”会带来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中共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而与财富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分配状况，以及在这些“橱窗”之外的广大贫穷地区和由所谓的“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大陆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却被中共掩盖了，而关系到国家永续发展和后代子孙生存的环境危机更是到了危急关头，有评论认为，即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有一个“人算”的渐进安排，但环境灾祸的突然降临却可能是“天算”的非常宿命。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给出的灾难时间表是：见到悬崖----五年，跌入悬崖----我们这一代。吼者声声凄厉，闻者肝肠紧抽。不能不说这是潘岳这种中共体制内解不开内心文化情结的文人官僚的一声良心呐喊。在去年北京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上，当着在座的中外企业精英，潘副直言：“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下面是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5年8月15日北京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上发言摘要：
“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仍在继续，正是中国人的生产与美国人的消费，支撑了今日的全球经济。但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也日益浮现出来：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方式能够维持多久？”
“我们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也对环境进行了最可怕的破坏。在过去的50年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20年前增加了3倍，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32%，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使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使民族生存空间收缩。如果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在人口远远超过土地承载力，资源极度短缺、环境容量极度狭小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不可救药的采取了一种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经济不稳定的系数为世界平均值的4倍以上。与此同时，能源浪费消耗极大，1万美元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中，环境与能源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在中国发展史中，环境与能源挑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
“长久以来，人们的认识误区是，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去解决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事实是，当发展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的时候，这些危机就会提前来到。我们的那一点经济积累根本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可以恢复，社会危机付出政治成本也可以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会成为民族灾难。”
我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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