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顶住巨大压力，废除了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至少在理论上是把“创作自由”还给了艺术家。是他，在1978年5月9日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口号不要强调了”。1979年3月在中宣部例会上又明确提出，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80年2月他在一个剧本座谈会上宣布要“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造和文艺批评的自由”。在他的多次过问下，民间传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也由死刑而“起死回生”。同时大批背负着各种罪名的作家、艺术家被宣布恢复名誉，从《武训传》以来的几乎所有“毒草”被解禁。滔滔黄河春汛夹着冰凌一泻千里，人们笑逐颜开，纷纷说：“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了。”
顺理成章地，每个人都认为新闻自由的时代也不可避免地会来临，言论自由就近在眼前了。可是又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胡耀邦没有顺着自己路走下去，他宣布：新闻是党的喉舌。
他在第四次文代会后的的一个会议上明确说，可以有创作自由，但不能提新闻自由，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给沸腾的言论场泼了一瓢冷水。敏感而冷静的人们可以觉察到闷热的三伏天刮过了一缕不易觉察的冷风。
胡耀邦1985年2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新闻工作的长篇发言，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闻事业的观点。在目前的纪念大潮中，他的这篇讲话被普遍忽视。
在这篇讲话中，他开宗明义，把新闻事业的性质规定为“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可是共产党掌权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党的喉舌“自然”就是政府的喉舌，因为党和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店面两块招牌；但它决不能“同时”就成了人民的喉舌。相反，在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冒充人民，愚弄人民，欺骗人民，压制人民，扼杀人民的工具。
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相当强硬，容不得那些想为他打圆场的人作半点通融。他说：“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不但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不能动摇的。”“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改变这一工作同党的关系。” “不应当……要求在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松绑’”。
有些活跃于胡耀邦时代的人物，包括那时的一些报人，津津乐道于胡耀邦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某些说法，似乎胡耀邦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这是个误会，如果不是误导的话。
是的，胡耀邦在多个场合谈到人民性。但他从来没有贬低党性。他反复强调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他用以取代“党性高于人民性”的是“党性就是人民性”。他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报就是人民的报纸，”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我们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党的新闻事业完全能够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呼声。作为党的代言人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冷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没有一天是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至少在共产党掌权以后是这样。在胡耀邦大谈“一致”论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更将共产党完全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在胡耀邦这些谈话里，未经授权，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呼声，就被一个党所“代表”了。这可能就是十几年后那个荒谬的“代表”论的起源。应当说，“党性高于人民性”至少在形式上还承认人民性的存在，它和党性的关系只是孰高孰低的问题；而“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说法则从根本上抹煞了人民性的存在。人民连报纸都不必有，因为党报“就是”人民的报纸。这个“一致”论难道还真值得一班德高望重的大写手不厌其烦地写那么多大块头文章去讴歌吗？
胡耀邦认为新闻事业的主要任务就是“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他说：“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虽然报纸、通讯社、电台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报道不都是具有指导性的，有许多只是个人意见和个人的观察，但党的新闻机关的主要言论，有关国内工作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报道，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且不说胡耀邦的这套理论与世界公认的现代传播学奠基人如威尔伯•施拉姆和拉斯韦尔等人对于传播媒体的职能的定义相去十万八千里，就是和当时全球新闻传播的现状比也是多么不合时宜。他描绘的喉舌无异于党内文件的公开发行版。这就是至今《人民日报》还是那么老气横秋，一付教训人的面孔的原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50万人的大游行，在中国的媒体上一个字都找不到；为什么汕尾惨案这样震惊全世界的新闻事件中国的所有媒体却集体失语。因为“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游行、惨案、矿难、艾滋病、维权这些都不是新闻事业的报道任务，它们的任务是“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这也是对胡耀邦的所谓“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论点的一个绝妙的讽刺。胡耀邦虽然在政坛昙花一现，但他的继承人对他关于新闻的论述却忠实贯彻执行。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舆论导向”论的原始表述。
胡耀邦推崇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写的《驳“舆论一律”》，说毛泽东“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还是讲得好的”。但他对毛泽东主张“人民内部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的说法似乎不以为然，而主张“角度、重点以至风格、面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因为“这种多样性，与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很不相同，不但不需要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且恰恰应当大大地加以丰富和发展。”可以看出来，胡耀邦给言论提供的鸟笼比毛泽东提供的那个还要小。
胡耀邦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表示，他不允许在我们国家有不同的声音。他说：“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呢？我说这要作一点政治分析。”以下是他的分析：“说到不同的声音，要看是在什么问题上的不同的声音。如果是在国家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问题上，那么，如前所说，我们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大家的声音相同是必然的和自然的，硬要发表‘ 不同’的声音就反而是不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大家的声音自然有许多不同，现在的报纸刊物上就经常发表这些不同的声音，许多好声音还受到党的鼓励和人民的欢迎。如果现在发表得还不够，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发表，这也就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的一个表现。”话说得很客气，但语气是斩钉截铁的。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不容讨论的，更不用说像“多党制”“全民普选”“军队国家化”这样的议题了。就连要不要修三峡大坝这样的问题也“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胡耀邦主持中宣部时，人民日报曾就要不要生产咸面包（这以前中国人只知道面包是甜的）和主食里要不要加饭豆（指红豆，绿豆，蚕豆之类）展开过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大概就是胡耀邦所说的“如果现在发表得还不够，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发表”的不同声音。胡耀邦的这个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患无穷的“主旋律”理论统治中国的舆论至今。
当然，“不同的声音”绝不是总书记一句“不可以有”就能消除的。制止的最后手段是手铐、脚镣、电警棍 、老虎凳、铁窗、高墙 、电网，甚至坦克、机关枪。这些已变成共产党对付“不同的声音”的经常和主要的手段。它们已经被运用的炉火纯青了。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则需要失去学业、职业、名誉、前途、家庭、自由、年华、鲜血、生命甚至肉体。胡耀邦口中的“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九个大字，字字滴着中国人的血和泪！
胡耀邦关于我们国家只能有一个声音的主张必然要遇到一个“真实”的问题。他没有回避。他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要讲真实”，可是紧接着又说：“ 究竟什么叫真实，从来就有争论。”他说：“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方面是光明的，同时也存在着阴暗面，我们并不忽视阴暗面，但那究竟是次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所以胡耀邦“要求多种色彩，而欢乐、光明的新生活和为欢乐、光明的新生活而进行斗争的色彩，当然是明朗、鲜艳而丰富的。”
提到缺点或说阴暗面，胡耀邦比毛泽东宽宏大量多了，他把“一个指头”的比例放宽了整整一倍。他要求“新闻界的同志们”，“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谢天谢地，编辑记者们终于可以比毛泽东那时候多长了一个指头。可是这“二分缺点”也不是可以随便怎么讲都可以的。根据胡耀邦的说法，“我们的笔墨就在讲阴暗面的时候也不应当是黑色的。”从“形势大好”到一片“欢乐、光明的色彩”，我们的媒体已完全堕落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献媚权势，掩饰罪恶的谎言工厂。面对全身散发着腐尸般恶臭的共产党，我们的媒体却极力为它的“保鲜”喷洒香味剂。老百姓说现在的报纸只有日期是真的，电视只有“动物世界”没说假话。我们的“新闻事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和胡耀邦对新闻事业的上述经典性论述毫无关系吗？
为了加紧对媒体的控制，保证新闻事业死心塌地地充当党的喉舌，胡耀邦要求“加强新闻队伍的建设”。他说，当前“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要以极大的努力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这无疑是对的。可什么是新闻工作者应当具备的素质呢？胡耀邦给出的规定是：“一要增强党性，二要增强业务能力，三要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他仍然把“党性”作为对一个编辑或记者的首要要求。这该使那些对胡耀邦时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一场颇为热闹的讨论念念不忘的人们恢复一下记忆力。胡耀邦一直是把党性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不要再强人所难，把人民性强加在胡耀邦头上了。至于什么是党性，理论家们故弄玄虚，把它演绎成一个高深莫测、难以捉摸的抽象的概念，其实胡耀邦的后人们对党性的解释倒是非常通俗：“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这就是党性。在这一点上，胡耀邦和邓小平、薄一波、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什么分歧。
如果我们的新闻人不讲党性，胡耀邦说了：“不打棍子，不等于该批评的也不批评，该处分的也不处分。”不讲党性，在多数场合只是“不听话”的同义语。实际上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修理这些不听话的编辑记者。其中举世闻名的，我们可以列出上百人的名单。因为讲真话而砸了饭碗的事简直不值一提。不讲党性的刊物被查封，不讲党性的新闻稿被“枪毙”已经司空见惯。中宣部一个电话可以决定让全国人民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讲党性的最高和最后形式。中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在世界各国关押记者总数的排行榜上中国一直遥遥领先。不幸的是，恰恰是这些被修理的“不讲党性”的记者代表着正义，良知，对底层民众的热忱和对自己职责的忠贞。这些耻辱的纪录并不全发生在胡耀邦当政的年代，但是有谁能否认它们都和胡耀邦倡导的那个“党性”有着直接联系？“讲党性”成为了中国新闻堕落的万恶之源。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因反击自由化不力而下台，但无论是在那次决定他政治命运的“生活会”上，还是其后中央下发的党内通知中，以至左派发起的大批判中，各路左王们历数胡耀邦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却没有一个人提到他怂恿新闻自由的思潮。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贺敬之，朱穆之这些新闻界公认的左派，当时对胡耀邦群起而攻之，却都绕开了胡耀邦对新闻工作的这一全面的论述，这是他们的仁慈呢，还是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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