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谈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惨痛经历，曾经让这部英文自传的合著者、美国资深作家拉里－恩格尔曼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一毛在童年和少年时曾两次遭人强暴，恩格尔曼就认为第一次被强暴就已够惨了，再把第二次被父亲的同事强暴一事写出来反而令人生疑，所以没有写进去。一毛说：
“他说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不可能相信，为什么倒霉事都让你碰上了。我说我还算幸运，很多人都死掉了，我们家的全都活过来了，当年被迫自杀、离婚、上吊什么的都太多太多了，我只是成千上万当中的一个，他说人家很难相信所有的这些都怎么会让你一个人碰上?”
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一毛还是将她8岁时，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泽东像章、引诱进树林强暴的事情写进了这部自传中。
一毛和拉里－恩格尔曼合作写书时，曾经先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自己一边回忆一边哭，但恩格尔曼就曾说她，“你为什么哭？你要感动的是我，不是你自己！”一毛说：
“他说我是你的听众，你应该感动我，不是你，我说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感动别人，自己没情，怎么然人有情？但他听完就发呆了，他说没有想到，不可能。”
一毛的这部回忆录，是一个小女孩用自己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的一部无声的电影，她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访谈中，我请一毛为听众选读书中的片断，其中之一是文革中，红卫兵到一毛家抄家的一段：
“红卫兵没收了所有他们认为是四旧的反革命的东西，临走时，他们命令爸爸把走廊里的几箱书搬下去。等他们下了楼。我抖着发麻的双腿往厕所跑，关上小门，我把贴在背后的书小心地接下来，汗水浸湿了书的封皮。外面传来阵阵欢呼声，我从厕所窗口往下看，红卫兵围着一堆大火站在人群中央，我认出在火堆边的爸爸，他的背似乎变驼了，正把书一本一本扔进烈焰中，我把那本《约翰克里斯托富》紧紧抱在胸前。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烧完书，红卫兵放爸爸回家，他座在书桌前，脸埋在手中，我慢慢走近，听见了他的呜咽‘我的书，我的书，都烧了，都完了。’我轻扯他的衣襟，把《约翰克里斯托富》递给他说‘爸爸，对不起，我把书的封皮汗湿了。’”
这种对文化的毁灭，对人性的摧残，在文革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毛说，在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毛的父亲作为老右派，自然难逃厄运，然而小孩子也受到祸及，一毛成了小狗崽子、小右派、小特务，受到所谓“造反派”子女的欺负，一毛选读了她书中的这一段：
“随着文革的展开，大人们的暴力行动日益加紧，红小兵对狗崽子的折磨也从校园里扩展到校园外。每天我们都能遇到红卫兵押着一对戴着高帽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红卫兵象对畜生似的打骂他们，逼他们喊口号、背语录、认罪。大人、孩子站在旁边起哄，我总是加快脚步走过，生怕在牛鬼蛇神的行列里看到爸爸。放学的路上红小兵对我喊‘打倒小右派！打倒小特务！’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统称为‘臭老九’，红小兵就把我叫做‘臭小九’，我假装没听见，继续走我的路。”
一毛的无畏，使这些欺负她的孩子们更想制服她。一天下午，7、8个和一毛同班的红小兵随她离开学校：
“一个男孩子冲上来在我的背后就是一拳，‘123，456，狗崽子，欠挨揍。一个女同学，跳橡皮筋似的围着我边唱边跳。又一个男同学狠狠地给了我后脑勺一个巴掌，‘看你还敢到我们班来’，另一个女同学抓过我的书包，我愣了一下，拣起她扔的空书包，把地上的东西迅速装回包里，一张纸沿路面随风飘去，我追上它，马上就要将它抓住，它又调皮地往前飞，我又跌跌撞撞地追，‘傻瓜！’他们喊着，笑弯了腰。‘蠢猪！’一个同学踩住那张纸，抓住我的头发往下猛的一推，我脸朝下摔倒在水泥地上，我挣扎着站起来想逃。红小兵全都双手叉腰，怒目圆睁，把我团团围住，‘不要脸，臭小九，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正象《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女士对一毛这部回忆录的评价所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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