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全世界输出毛主义，要统一世界。北朝鲜也是个目标。金日成不服毛管，毛曾经支持北朝鲜党中的“延安派”设法推翻金日成。金把这些人抓的抓，杀的杀，其余赶到中国。据北朝鲜官方文件，毛后来“再三为中共不正当地千涉朝鲜内政表示歉意”，按金的要求把留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中苏分裂时，金又不站在毛一边。毛怒上加怒。一九六七年一月，专管在国外搞颠覆的康生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金日成应该被推翻，这样朝鲜的局势就能改观。”在围攻外国使馆的浪潮中，红卫兵冲着北朝鲜大使馆高呼：“打倒金胖子”。金日成以牙还牙，给平壤的“毛泽东广场”，改了名字，把朝鲜战争纪念馆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全部关掉，金日成跟苏联靠得更近。
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底，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都卷入了外交纷争，有的外交关系降格，有的关闭大使馆。“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外国人。毛后来说这段时间是“极左派当权”，都是极左派的错。事实上，中国外交从来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掌握。
毛的小红书在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一度走红，有人还把毛当作“哲学家”。可是，大多数所谓的“毛主义者”，不是对毛抱着不实际的幻想，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再不就是“吃毛饭”的。他们并不真听毛的话。毛主义党成员屈指可数。一九六八年西方学生闹事时，有些人打着毛的旗帜，毛满怀希望地说这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气象” 毛把在中国受训的西欧人派回去搞组织领导。结果一事无成。
在亚非拉，毛派组织带来的也只有失望。在非洲，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告诉张戎女士，毛见到他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是你吗？蒙博托？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来推翻你啊，甚至要把你干掉。可你还是活着。”毛提起他曾资助的蒙博托的对手，说：“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
毛在中东也白费心机。在一九五六年的苏彝士运河危机中，他曾想扮演指导者的角色，给埃及一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可纳赛尔总统没当作一回事。纳赛尔的主要顾问赫克尔说，毛的建议被搁在一大堆来往电报的底层。毛提出派给埃及二十五万“志愿军”，纳赛尔没有接受。毛还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如果埃及硬要还，“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中国赠给埃及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上故意让中国吃亏，埃及得利。纳赛尔要的是军火，毛指示“无偿援助”。可是，中国只能出产步兵轻武器，埃及不需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战争”中，毛又给纳赛尔寄了一份“人民战争”计划，要纳赛尔“诱敌深入”，退到西奈半岛，甚至退到另一个国家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去。纳赛尔谢绝了，耐着性子解释说：“西奈是块沙漠，打不了人民战争，那里没有人民。”毛一怒之下转过头来支持反纳赛尔的势力。可是毛始终未能在中东建立起任何毛派组织。
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硬要别人在他和苏联之间做出选择。拉丁美洲就是如此。他在古巴身上花了不少钱，要拉古巴反苏，但卡斯特罗不听他的。卡斯特罗在毛活着时从未访问过中国。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他在群众大会上抨击中国，说中国在供应大米的问题上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以逼迫古巴跟着它走。一个月后，他进一步指责中国企图在古巴军队中策反。毛说卡斯特罗是“豺狼当道”。卡斯特罗说毛是“一堆大粪”。
毛把希望寄托在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身上。格瓦拉一九六零年第一次访华时，毛对他异常亲密，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说他读过格瓦拉的文章，很赞赏他。格瓦拉也恭维毛，但毛最终未能拉住他一起反苏。 毛一生都没能看到一个像样的拉美毛派组织。秘鲁的毛派“光明之路”(Shining Path) 是在毛死后四年的一九八零年才成立的，领导人加日曼(Abimael Guzman)也自称为“世界革命领袖”。成立那年，他们纪念毛的生日，在首都利马的街灯上吊着死狗，狗身上裹着标语，骂邓小平是“狗崽子”背叛了毛的路线。
即使是毛所在的亚洲，毛也处处受阻。最惨的是失去了越共。越共是斯大林一九五零年划归毛“管”的，多年来毛出钱出人，帮越共先打法国，再战美国。但毛把越共当棋子使用，导致越共反目为仇。
一九五四年，毛军事工业化起步，需要从西方购买禁运物资。他把法国作为打开禁运的缺口。那时法国同越共在打仗。毛的计划是让越共扩大战争，“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 在法国人焦头烂额时，中国站出来帮法国跟越共达成协议，以换取法国在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问题上的通融。
四月，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开会前一个多月，毛就已经决定要在会上达成停战协议。但是他并没有向越共交底，而是给越共领导人印象，他支持他们一直打下去。毛于四月四日指示中国驻越共军事总顾问韦国清转告越共*：“争取雨季前(五月初)结束奠边府战役，利用雨季休整补充。八月或九月开始向琅勃拉邦和越曾(万象)进攻，解放该两城”。这两个城市是老挝的双首都。毛要越共“积极准备本年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开始向河内、海防地区进攻，争取一九五五年解放红河三角洲。”
毛参与指挥越共的战争。朝鲜战争时，他缩小了越战的规模。一九五三年五月，他一决定在朝鲜停战，就把大批中国军官从朝鲜直接派去越南。打奠边府战役，中国起了关键作用。是中国搞到法国绝密的战略部署“纳尔瓦计划”，由韦国清亲自交给胡志明。正是根据这份情报才决定打奠边府这场决战。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大量中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帮助下，越共获胜。越共五月七日攻下奠边府，法国政府六月十七日垮台。做交易的时刻到了。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瑞士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和他商定了停战方案。
回转身周要越共接受这个方案。越共领导人不愿意签字。黎笋后来回忆说：周表示，“要是越南人还想继续打，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不会再帮忙，他压我们停战。” 越南战争没有中国就打不下去。胡志明要主持谈判的范文同总理签字，范流着眼泪签了。越共对中共的不信任感从此而生。而法国着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多年来，中国可说是北越唯一的资助者。一九六五年初，苏联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开始大量援越，提供打美国飞机最需要的高射炮、地对空导弹等重武器。毛怕苏联取代他做越共的保护人，他对苏联总理柯西金说：“北越人民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打得很好……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把美国人赶出去。”中共领导人建议苏联“在西边其他地方对付美帝国主义”。
毛没有办法阻止越共接受苏援，更没有办法拉越共同苏联决裂。他想通过亲华的胡志明掌握越共。但胡在越共领导人中并非说一不二。胡经常住在中国，曾向中方表示想找一位中国夫人，中方也给他物色了一位。但越共否决了这一婚姻，说他们的领袖保持独身对事业更有利。毛要维持他对越共的影响，唯一的办法是多给钱，多给物资，多派士兵。*
从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中国向北越派出三十二万多人的军队，包括十五万多人的高炮部队，有的到一九七三年才回国。这些部队使北越得以腾出兵力到南越打仗，有的还有中国顾问随行。
即使这样，越共也不买帐，未经毛同意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宣布同美国谈判。周恩来责备他们说：“好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急急忙忙发表这个声明。…” 周居然还把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于四月四日被害怪在越共头上，说，如果你们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谈判时，毛想插上一手。周对越共说，中国比越共更有谈判经验。越共不予理会。毛的报复是让周拒绝接待来要援助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理由是中国领导人“国内事忙”。
越共不仅不听毛的，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中国给老挝共产党人大量援助，老挝人还是选择了追随越共。一九六八年九月，老挝领导人几次委婉地请中国联络组组长“回国休假”中方只得撤走。老挝共产党同越共一样，与莫斯科越来越贴近。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东埔寨发生政变。被推翻的西哈努克亲王坚信政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决心同美国战斗到底。西哈努克在政变第二天从苏联来到中国。毛请他留在中国。越南战争已由此变成整个印度支那的反美战争，印支三国之一的首脑西哈努克流亡中国，毛希望通过做西哈努克的靠山，树立起反美领袖的形象。
西哈努克留在中国后，中国给他提供了七个厨师、七个糕饼师傅，还从巴黎专门给他空运鹅肝。他有自己的专列，出国旅行时有两架飞机，一架载他的行李和礼品。
秘密住在中国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中方压力下同西哈努克合作。中国曾支持“红色高棉”要推翻西哈努克。一九六八年三月，西哈努克曾经公开指责北京 “玩肮脏的把戏”，说“红色高棉是他们一手造出来的”。“就在前两天，我们才缴获了一大批各式武器，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如今西哈努克成了毛的宝贝。毛以 西哈努克的名义召开印支三国高峰会议，会议四月在广州举行。
毛以全球反美斗争领袖的口气发表“五．二零”声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西哈努克站在身旁，由此时还得势的林彪面对五十万人宣读声明。为了念这个声明，病撅撅的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出场前，西哈努克注意到，林“看去好像轻飘飘有点管束不了自己，他不时打断毛，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大声发表反美演说”。到他讲话时，林拖着长长的颤声说：“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一一”这样颠三倒四了几句之后才言归正传，但还是把“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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