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布什总统的八年，评价众说纷纭。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八年有很多错误，伊拉克战争打错了，国内经济又出现严重危机。但《华盛顿邮报》的资深专栏作家克劳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说，布什很像是五十年代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卸任时评价很低，但历史的眼光则不同。杜鲁门1953年下台时，支持率低到只有22%，他的朝鲜战争政策，坚持反共的冷战政策等，都被认为有问题。但后来人们认识到，朝鲜战争是必须打的，不仅保住了民主南韩，更维持了东北亚的区域稳定；而坚持反共的冷战政策更是必要的，它遏阻了共产主义的蔓延，保住了自由世界。
虽然今天在左派主导的媒体上，对布什总统的评价非常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认识到，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等反恐战争，也是必须打的，它不仅使美国本土没有再遭到袭击，明显也促进了全球的安全。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华尔街日报》在总结布什功过的社论“911总统”（The 9/11 Presidency）中说，布什执政八年，最具史诗意义的时刻，是911后他首次在国会的演讲。他说，“我们将动用全部资源——包括全部的外交手段，全部的情报能力，全部的司法力量，全部的金融影响力，以及全部必要的战争武器，来击败全球恐怖组织。”面对参众两院议员和电视机前的美国人民，布什总统誓言，“我将不会退缩；我将不会休息；我将坚定地进行这场为美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而战的斗争。”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在这个时刻，确立了布什政府的标准：保护美国人民，在全球打击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庇护者。不管历史怎么评价，在布什任期的所有反恐斗争中，布什先生从来没有退缩——无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关押战俘基地，电话监听，中东危机，还是在美国（因伊战）和欧洲的关系摩擦问题等。”
但布什总统的反恐政绩，被伊拉克战争的阴影笼罩，因在那里没有发现大众毁灭性武器，所以有人以此否定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新任总统奥巴马更以反伊战著称，并以反战为主要竞选议题而胜选。但当时美英法德俄等五大国情报部门都认为伊拉克有核武，而萨达姆又拒绝联合国武器检查。美国参众两院因而通过法案，授权布什总统打伊拉克战争，众院是296对133票通过，参院是77对23票通过（其中有27名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去年与奥巴马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全部对手，包括希拉里、拜登、爱德华兹，墨西哥州长理查森等（还有前总统克林顿），全部都曾赞成打伊战。今天这些人反过来说伊战打错了，错全在布什；这不仅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也实在太昧良心。
在伊拉克虽没发现大众毁灭性武器，但萨达姆曾使用毒气武器，一次杀害五千多库德人是事实。而且萨达姆支持恐怖组织，更是明显的，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所谓“烈士”，就得到萨达姆政权几万美金的奖赏。盖达恐怖组织的头领，也曾在伊拉克受训。中东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而萨达姆政权，是中东最反美、反西方的独裁政权之一。如果不能铲除资助、庇护恐怖组织的政权，恐怖分子就会更加猖獗。这个仗如果不在伊拉克打（全球恐怖分子向伊集结），恐怖分子就会打到美国家门，这个仗就得在美国本土打。实际上这是个战场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可否避免的问题。
因而上述《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布什先生成就了一件大事，那是他自己和全体美国人民对这届政府的要求：自911事件之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孩子，在美国本土因恐怖袭击而丧生。”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不仅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安全，而且两国加起来，有多达五千万人民获得解放，赢得自由！两国都从极为封闭的专制社会，转向民主，并都多次成功地进行了民选。尤其伊拉克战争，等于在22个阿拉伯专制国家的链条中，打开一个缺口，使中东的一潭死水卷起涟漪，吹进民主之风，那些被面罩和毛拉们封锁的灵魂，开始复苏。这将为中东地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民主，都具有标杆性的作用。
今天的反恐，不是仅仅铲除一个盖达组织，抓获或击毙拉登等，就万事大吉。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是一样的，都是要以“主义”的名义（在伊斯兰分子那里是真主），剥夺人的选择权利，践踏人的自由和生命。而只有推进民主，才能从根本上制约和结束恐怖主义。民主的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但早在五十年代就加入了“北约”；印尼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二亿多），但走向民主后，也没有与西方为敌。印度有一亿三千万穆斯林，成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所以布什总统在连任后的首次国会演讲时提出，把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作为美国的战略目标。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都是这个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伊拉克战争遇到困难，主要因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们没有认清这是全球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世界更没有像二战时对付纳粹轴心国那样，同仇敌忾、共同出击。我们设想，如果二战时只是打败了意大利，而纳粹德国仍在，那意大利绝不会有安宁。二战后之所以纳粹没有反抗之力，就在于盟军铲除了世界各地的纳粹政权，包括远东的日本军国。所以即使曾那么残暴嚣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也没有像今天伊拉克的伊斯兰武装分子这样敢反抗。
今天伊拉克的困难，就在于极端伊斯兰主义根本没有在全球被击败，更别说被铲除。像政教合一的伊朗政权，一直在背后资助全球的恐怖分子，无论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的哈马斯，还是伊拉克境内的极端伊斯兰武装分子，背后的金主和支持者都在德黑兰。自由世界对恐怖主义完全缺乏当年对纳粹那样的认知，更没拿出当年的勇气，来结束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毛拉政权，这才是今天伊拉克战争出现困难的最根本原因。
不要说美国，仅靠一个以色列，就有足够的军事能力结束伊朗的独裁政权。可美国只是打了一场伊拉克战争，美国内部，更有欧洲的左派们，就闹翻了天。他们怎么会容忍铲除伊朗的后霍梅尼政权？所以，今天伊拉克的困难，不是恐怖分子和那些伊斯兰武装分子有多么强大（美国能打败精锐的纳粹军团和日本皇军，怎么能打不败那些土匪民兵式的哈马斯们），而是西方左派捆住了人们的手脚，这个仗根本没法打。就像当年越战时美国失败一样，完全是被自己内部对邪恶认识不清，并有浪漫幻想，还要杯葛、阻止反共的“反——反共”的左派们打败的。所以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把左派称为邪恶的“爪牙”（Jackals）。先左倾、后来醒悟的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则称“西方左派是自由的掘墓人”。但不管多么艰难，人类的自由力量仍在全球胜利，伊拉克战争，将像二战一样，被历史证明是结束邪恶、推进自由的战争，并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正如上述《华尔街日报》社论的结束之语所说的，“当今世界仍是非常危险的。人们感谢布什总统在911后，在自己失去支持率的风险下，采取的那种有决断力的行动，才使美国人比911之前安全。”
布什总统的国内政策，主要成就是坚持大幅减税，让人民手里有钱。《华尔街日报》在题为“布什的经济”（The Bush Economy）的总结性社论中说，布什第二任时的减税政策，有效地刺激了经济成长。但布什离开白宫时，美国却处于过去25年来的最大经济危机。这里布什政府是有责任的，或者说，这是布什八年执政的最大败笔。
布什政府说，这是因为华尔街“喝醉了”（got drunk），我们才出现“后遗症”（a hangover），归罪于商界。《华尔街日报》社论说，这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是白宫提供了“酒吧”，才有人喝醉。对房地产开始刮起投机风，银行乱贷款，信用泛滥，布什政府没有重视，还在强调克林顿时就高唱的“居者有其屋”的左倾口号，鼓励和支持人们都去买房，不管自己能不能付得起。因此对次贷问题，没有及早发现和调控。格林斯潘主掌联储会时，以猛砍利率的政策来刺激人们买房，更加重了房地产投机热潮。同时布什政府开支猛增，赤字运作（2008财政年度赤字达4550亿美元 ）。虽有伊拉克战争等负担，但布什政府并没有在减少其他政府开支上做出很大努力。至于后来决定用人民的税款来救市，救私人企业，则完全违背了共和党的自由市场原则，更给奥巴马走罗斯福式的社会主义“新政”铺设了道路。
但总的来说，布什总统在全球反恐上的政绩还是主要的，它保护了美国的安全，强势反恐也促进了世界的安全。而没有了安全，什么经济等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若干年之后，史家评价布什，很可能像对待杜鲁门一样，给他“平反”，肯定他捍卫和推动人类自由的伟大贡献。在布什卸任之际，有高达72%的美国人认为，布什是个好人，其实这个平反，可能早已自在人心。
写于2009年1月19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的最后一天。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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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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