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九四九”走错一步的代价

作者:作者 : 曾慧燕 发表:2010-02-26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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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父亲曾匡南1995年摄于纽约肯尼迪机场。

“一九四九”这个特殊的名词,最近在两岸三地成为热门话题,也掀起埋藏在我心头数十年的隐痛,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因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记忆坟墓的深处喷薄而出,长歌当哭,热泪淘涌。本以为心中已无喜无悲,谁知历史的伤口难以愈合。正是:“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未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我的“一九四九”,其实是先父曾匡南的“一九四九”。个人命运往往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父亲走过的道路,正是千千万万个满腔热血、最后被迫承受理想幻灭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如果没有父亲的“一九四九”,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我的存在。

肃反运动二叔惨死

生于1919年的父亲少年得志,学业优秀,1947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教育学院,1948年2月,在当时吴川县县长欧钟岳(岭南派画家欧豪年叔父、曾任吴川中学校长)的极力推荐下,28岁的父亲成为吴川中学最年轻的校长。父亲当时是乡里的荣耀,每年村人年例举牌巡游,父亲的名字总出现在光荣匾上。

1949 年,父亲应邀到香港办学,过程一波三折。一来父亲阮囊羞涩,当时香港人浮于事,另找工作不易;二来向往“新中国”,恰好当时广州女子师范学院向他招手,他从香港回到广州。这一步走错,就开始长达40年的苦难,九死一生,真是“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22岁的二叔曾嘉南是小学教师,他在读中学时,班主任叫全班学生一起填表加入三青团(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据说当时在学校或机关“集体入团”非常普遍,但中共指三青团是“国民党反共的工具”。在肃反运动扩大时,有人曾劝嘉南叔外出避风头,但他自恃没有任何反共行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没想到在劫难逃。

他突然在任教的学校被抓走,我的奶奶托人求情,对方回说“他没事”,过两天便会放人回家。那天我的爷爷正在自家诊所给人看病,突然门外马路上有人挣扎突围而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爷爷定楮一看心胆俱裂,原来是他最心爱的儿子被人五花大绑即将押赴刑场,奶奶当场昏死过去……。年轻无辜的生命就此灰飞烟灭,成了爷爷奶奶终其一生的隐痛。

据当时念高中的小姑姑回忆,她正在学校上课,有同学告知看见拉她的二哥被处决,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后来竟因此被批“立场不稳”。

嘉南叔惨死七年后,我才出世。从小我就纳闷,为何我家的日历总是少一页?到了那一天,爷爷就禁食,粒米不进,独自垂泪。我曾好奇地询问,被奶奶阻止,警告小孩子不要多言,否则大人将大祸临头。

这个谜团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我才从小姑姑口中得知真相,原来那天是嘉南叔的忌日。但在那个黑暗年代,中国人即使死去也是罪人之身,悼念“反革命” 即是“阶级立场有问题”,“阴谋阶级报复”,只能偷偷纪念。嘉南叔临刑前在家门前向爷爷下跪,文革期间成了爷爷被批斗的一条罪状,“反革命孝子贤孙,死到临头还要下跪,可见你们都是一丘之貉”。爱子冤死,本来就是爷爷一生最痛,斗争他的人每提一次,无疑是往他血淋淋的伤口再撒一把盐。当时他已高龄77岁。

由于嘉南叔是被枪决的“反革命”,家人不敢保留他的照片,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幅用毛笔抄录岳飞“满江红”的隶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书法上注明“右录满江红与吴以运学兄共勉”,落款是“弟嘉南乱涂于民国卅五年六月”。文革红卫兵抄家前夕,我在一本线装书中无意翻看到这一幅字,我视此诗句为学习座右铭,也好奇“嘉南”是谁?

这幅字是二叔曾嘉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遗物

我向奶奶询问时,她大惊失色,叫我以后千万不要提这个名字。我实在太喜欢这幅书法了,偷偷珍藏起来,也因此,当我家被红卫兵抄家时,它得以逃过厄运留存于世,被我带到香港,再带到美国珍藏至今。

父亲的“一九四九”,也关乎到嘉南叔枉死的命运。父亲不止一次自责,假如当时留在香港办学,任职教师的嘉南叔一定前往香港投靠,就不至于被当成“反革命” 遭枪决。

反右浪潮 父母仳离

我的父母亲都是怀著对新中国的憧憬,在人生道路上走错了最关键的一步,葬送了后半生的幸福。父亲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本来已与一李姓女同学订婚,并准备在1952年底举行婚礼。谁知,祸从天降,曾与父亲共事过的一名英语教师,在肃反运动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审查,要他检举揭发别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英语教师为了“立功赎罪”,胡乱招供。他以为父亲去了香港不会“回归新中国”,故把父亲扯出来“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将父亲传讯审查,父亲的未婚妻当时已有身孕,父亲成了“特嫌”,她以为父亲必定性命不保,当时的社会风气不容未婚生子,绝望之余,她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随后投向另一位追求者。八个月后,父亲的冤案证实子虚乌有,但未婚妻已琵琶别抱。

父亲获释后,到广东台山县斗山任远中学任教。周末假日,经常到广州图书馆翻查资料,邂逅当时就读华侨补习学校的母亲。她是澳洲华侨,在1954年的回归热潮中返国,与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家人反对嫁给父亲,婚后一年生下我。不久,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经过,说来简单,也荒谬得很。他只不过向校长提了一点意见,由于校长是共产党员,便构成“丑化党”的罪状。他的另一条罪状是在教研组读了一则有关“党天下”的报导,成了“参予右派分子活动”的“不容抵赖的事实”,后来更被说成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步骤地向党进攻”。

父亲被划为右派后,送往人迹罕至、滴水成冰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他所在学校共去了三名教师右派,另两人都未能活着回来。母亲则受不了周围的社会舆论压力,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头,决定离开伤心地,遂要求离婚。由于当初她的父母家人坚决反对她嫁给父亲,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好意思重返澳洲,便在香港居住下来。

文革批斗 生不如死

我出生一个多月,就被送回老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常戏称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没有父慈母爱的人生,那种凄凉寂寞实不足为外人道。至今,我仍觉得自己生命中缺少了一些东西。文革爆发,我家落入苦难深渊。历次政治运动,爷爷、父亲都是“运动员”,抄家、批斗、游街示众、关押……无日无之,真的“生不如死”。父亲曾先后自杀两次,一次试图在江水中溺毙自己,但由于他是游泳健将,虽然强迫自己喝了一肚子的水,仍淹不死;另一次是试图用吃饭的瓦缸敲碎自己的脑袋,尽管头破血流,也许命不该绝,仍及时获救。我和家人在文革中饱受惊吓,那时我们经常要填写履历表,每次填到“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被杀、被关、被管制……”等等,我就神经紧张,害怕得不得了。这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谈论嘉南叔冤枉送命。

父亲曾经光耀桑梓,风光一时,我唯一的安慰是在他有生之年,说服他来了一趟美国。他晚年仍能发挥余热,先是创办“明德书屋”,其后又兴办梅山中学。父亲在历次浩劫中都大难不死,没想到1996年却死于医疗事故。我尽其所能,在父亲生前奉献的梅山中学,捐款成立“曾匡南奖教、奖学金”和“匡南图书馆”,希望借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来源:世界日報《世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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