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１９９０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
一、
枪声仍在响。远或近。
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
“----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
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着“一――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
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
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
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
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象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
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
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
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
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
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
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
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渠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
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
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
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象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营。
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
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
预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
这是警讯。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
我一夜无眠。
三、
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
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象坟场一样死寂。
那些为着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
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象冰川徐缓而沉重的移动，象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
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象――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着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着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
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象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噪纯属子虚乌有。
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
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象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着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着炽烈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
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
姑勿论会种植下天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
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
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始。
四、
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象。
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
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作声。
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着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着这帮官兵打探情况。
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
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
“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
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腼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
“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
“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敦厚。
“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
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
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
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着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
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象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象的“上级”，谁也不需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
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
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
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
下午，刘心武来电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
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即，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
“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吧。”刘心武挂断电话。
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成我们那份惶惑的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着。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等悲凉！
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着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婚十年，总象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了的宫闱剧。
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六、
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
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象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
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着居中这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
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来解决。
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
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象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
他们死了是白死。
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
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象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
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
七、
六月十日。
连日来笼罩着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阳光甚至有着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
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这意念，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着好多美丽的幻想。
……我推着单车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着“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爿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象，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正阳门相对，盘踞着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着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着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象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象的，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象已没什么意义。
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着几个路人，探头探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
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更呲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
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着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着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它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
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着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豪迈！
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
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
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
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和国搏动的心脏吗？
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在这里――天安门广场。
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
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象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着血样的颜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象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藏着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
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
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象力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
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
广场总是在制造着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今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
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
八、
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象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有不少人是奔着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象是――六四当日并无大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着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
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黑、呲着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着半条马路。满地是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着每一个路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着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
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述官方控词的梗概――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
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
我曾大觉困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象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均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权势者，那些君临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绑缚法场的游街示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和确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公审大会，押赴刑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个不幸对象。
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象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
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
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
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
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后景象，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
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着手站在路边，无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着“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着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
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
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装甲车还是一种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象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着大队士兵。我初时骤见路边绿地竟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着头皮向前骑行。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倍。兵们摘下钢盔，敞着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象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着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象熟视无睹，事不关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连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配发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线图，我绕开重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小轿车，均系外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象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隔一两条街也识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
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
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
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
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象，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是怪事。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
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象。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
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听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
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
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着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
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着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象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
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系如此。
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着通道，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象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点，然后大家再无对话。
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
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蓦然一阵剧痛！
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
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着嶙峋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
飞机继续迎着阳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象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着。好多世纪以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象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着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
于是，号角惊天，革命象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着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
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１９９０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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