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3日，著名表演艺术家温家宝在北川中学临时学校高三（一）班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下“多难兴邦”。这4个字被当地用有机玻璃保护起来，警示“请勿触摸”。“多难兴邦”自此成了中国多灾多难的又一种精神自慰。
“多难兴邦”语出《 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谓国家多遭患难，可促使内部团结，因而兴盛起来。可中国如此“多难”，却无该有的团结和兴盛。
震区遇难学生家长的心早就凉了，他们要“为死去的孩子讨一个公道”，但上访频频受阻，“在他们到达德阳火车站时，被地方政府派出的公安和国安人员扣下”，“中国政府到现在也没有单独公布地震中的学生死亡数字”……
被压迫者无法和压迫者“内部团结”，羊群无法和狼群“内部团结”，这是常识。中共当局在各种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往往表现得预警不力救援不力，灾后又常仰仗强权掩盖事实真相，压迫灾民，这让官民间如何“内部团结”？
没有同心同德的事实基础，也就不可能有国家兴盛这样一座大厦的高耸入云，这也同样是常识。所谓“大国崛起”，只是人为吹出的一个肥皂泡，“崛起”的背后是“大国”抛弃国家责任，人为制造民生多艰，这也是有目共睹。
由此所谓“多难兴邦”这命题，放在一个压迫和被压迫、掠夺和被掠夺每天都在大量发生的国度里，不论怎么去希冀、论证和运算，始终还是得不到它该有的结果。在民怨沸腾中说什么“多难兴邦”，说白了只是精神上的自慰。
“多难兴邦”不成立。“多难”兴什么呢？“多难兴演”！日常“总理总理总不理”，人所共知，可一旦“多难”，宏大的灾难场面出现了，总理就“理”了。不用谁去恳求、哀求、泣求、跪求等等，总理就“救苦救难”来了。
这时候的灾难现场对“我们的总理”而言，就是最好的舞台，而现场的人群，就是最好的观众。温家宝在这种时候，是何等的精神，是何等的“贴近人民”，是何等的感人肺腑。平时他在干嘛呢？平时他在“总理总理总不理”。
温家宝始终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一次次的自然灾害导致国家和人民损失这般惨重，说到底就是社会灾害的广泛延伸。有些自然灾害固然无可避免，但没有浩大的社会灾害首先波及了全中国，大江南北肯定不至于“多难”至此。
因此作为一个“大国”总理，这样疲于奔命“串演”于各种自然灾害的舞台，从其真正的职能属性来说，哪怕演得感天动地，也仍是演出失败——不是一般的失败，而是失败得已经不能再失败。民主国家的总理有这么演出的么？
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当然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在极权统治的过程中，就只能“多难兴演”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温家宝若真有心在有限的任期内，确真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应该还是不难找到更好的舞台。
这个舞台相对会冷清许多，首先需要温家宝沉得下心来，习惯于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年年抗涝年年涝”，一次次跑到各种自然灾害的现场去演出，是没用的。称职的元帅运筹帷幄得当，能抵千军万马，何需自己跑阵前搏杀？
不首先解决中国社会灾害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好中国各种自然灾害频仍，而且损失惨重的问题。社会灾害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哪怕一些自然灾害无可避免，至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也能降低到最小限度，个中道理不言而喻。
所以“多难兴演”可以休矣，“多难兴邦”的精神自慰应彻底抛弃！“兴邦”的路数很多，而“多难”只能是“兴邦”当中，最坏最不人道的一个路数。温家宝该收收心，想想怎么能不亲自到场，治下就能做得钉是钉、铆是铆。
写于2010年6月25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41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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