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媒体的角度，还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7月23日温州境内两列动车相撞重大事故都应是焦点新闻，而且理应跟踪、深入的报导。然而，在惨剧发生后，除了南方少数媒体予以重点报导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众多党媒均对此轻描淡写，而且即便有若干小篇幅报导，也更多的是侧重报导好人好事、“人间有大爱”等。而对事故原因、死难者下落、当局处理方式、高铁质量等敏感问题避而不谈。
很显然，媒体和记者在如此重大新闻面前的萎萎缩缩，都是因为头上悬着中宣部的命令。诚如以往面对重大、突发新闻一样，此次事件刚刚发生，中宣部的密令就下达给了各媒体，要求报导不要偏离方向，此后一天更是连下三次通知，内容包括各传媒不要派人到现场采访，死伤数字以当局发布为准，不得追查事故原因，不得加以评论、不得将事故与高铁发展混为一谈。同时，当局要求电子媒体报导不能太密，各级传媒亦要管好旗下报章、杂志及网站等。
据浙江《钱江晚报》某记者透露，中宣部针对如何报导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减少报导规模，重点报导好人好事，报导救援工作如何有利，以及人间有大爱等。也就是说，要通过报导，将坏事变成好事。比如，死难者家属的痛不欲生的画面和声音尽量少出现在电视广播中，而温州市民捐款捐物捐血则要连篇累牍报导。
毫无疑问，当大陆传媒纷纷执行中宣部的指令后，事件的真相和背后的龌龊就在一次次“动人”的宣传中被“和谐”，被掩盖。如此有恃无恐的中宣部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撑腰？不言自明。
想起了以前与一个记者朋友就中宣部命令的对话。这个朋友是大陆某省大报的资深记者，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当我告诉他，中共掩盖了很多秘密、很多真相不让老百姓知道时，他告诉我他全部知晓，而且知道中共黑暗、腐败透顶。
说到中宣部的密令，他也相当反感。他说除了重大新闻外，关于日常敏感议题，中宣部都是接连不断传达指令，而且大多是口头传达，并要求记者不得记录（看来中宣部也知道自己所为见不得阳光）。不允许记录让记者们都非常头疼，谁能记得住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呢？
比如今年年初，中宣部再下指令，要求媒体严格控制“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的报导，对这类事件的报导设定限额；禁止媒体报导涉及房地产市场、物价上涨、腐败和暴力拆迁等引发的“自杀、自残和群体性”事件及“反政府”游行等；有关天灾和严重事故的文章数量不能超过定额，禁止各地方报刊之间就灾难性事故和极端事件交换信息，禁止记者回答外国媒体提问的手段，限制流通范围等。中宣部此举无疑是为了维护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共统治。
如此严格的禁令，让记者们单凭记忆全部消化，的确难度不小。于是，在记者们的一再“抗议”下，各报社允许记者们记录，但不许外泄。我认识的那个记者朋友就告诉我，他这些年来，已经记下来了整整一厚本中宣部的指令，其内容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绝非外界所能想像。曾有人出高价要买他的笔记本，他衡量再三，还是没敢出手。
我笑言，他可以将此笔记本保存好以作为将来的历史见证，没准价值颇高。他点头言是。
可笑怕见阳光的中宣部自以为不让记录就可避免留下罪恶的记录，殊不知“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就可以在“中共罪恶展”中见到这本写满荒唐内容的笔记本，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年中宣部是如何玩弄、欺骗民众的。在这一天来临之前，中宣部尽可以继续填写新的罪状──只要心中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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