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2月27日讯】2018年的春节,翻开日历,会发现这样几个字:农历戊戌年。
戊戌,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个词儿。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历史老师担心我们分不清这两个字,教了我们一个简便的方法识别:戊,中间“无一横”,戌,中间“需有一横”。
特别熟悉戊戌,当然不是这两个字的样子奇特,而是因为戊戌变法、六君子、菜市口等等冲突激烈而又血腥的故事;还因为谭嗣同的“流血变法论”: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
开始容易,结束太难。谭嗣同不知道,自他开始,为了制度变革而流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站在戊戌2018年,往前翻日历,1958、1898、1838年,都是戊戌年,或许是巧合,这3个年头,都有一场巨大的失败。
1958年的那个戊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显然是失败的。
1898年的那个戊戌,谭嗣同流血牺牲,代表着那场制度变革的失败。
1838年的那个戊戌,大清做了一个决定,掀开了与工业文明武力冲突的序幕,之后是一连串的失败,绵延出百余年的大冲突大动荡。
……
1838年,道光皇帝已经在位18年了。
满清的皇帝,基本上都是勤政的,道光皇帝也不例外,他甚至还有节俭的美名。遗憾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勤政往往是更多的胡来。因为江山到了道光时代,这个国家已经陷入“老年痴呆”状态多年了。
早在1793年,道光皇帝的爷爷乾隆皇帝82岁的那一年,他拒绝了前来要求通商的英国使团。像打发乞丐一样撵走英国使团后,乾隆皇帝发话说,不准任何中国人接触英夷,违者严惩。
只是,到了孙子的年代,爷爷的禁令,已形同虚设,大清朝已不得不接触外国人。
商业的力量是巨大的,利益的诱惑是不可阻挡的。官方申请通商行不通,就走私,走私就走私利润最丰厚的东西,利润最丰厚的东西是毒品。道光皇帝从登基之日起,就面临这种贸易商上的窘迫局面:国门,已经不是想关就关得上了。
1838,距今180年的那个戊戌年,在鸦片流毒全国,白银外流无数的情况之下,官员黄爵滋的禁烟奏折打动了皇帝。禁烟派林则徐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意,并已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身体力行禁烟举措,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838年12月31日,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十五,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搞禁烟。林大人果然生猛,到了“前沿阵地”的广东,与洋人开怼,最为辉煌且加载史册的,就是虎门销烟。
黄爵滋在那个戊戌年给大清开出的药方,其实把坏人拒之门外,把坏东西毁掉,回到道光的爷爷的时代。这显然是鸵鸟的水平,是治标不治本的药方,甚至导致贻误根治病症的时机,因为他根本没有研究坏人是怎么产生的,坏东西是怎么来的。
被历史课本歌颂的林则徐们,回答不了“外国人为何来”这个问题。他们不知道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机器大幅提高了欧洲的生产力。发达的生产力必然对落后生产力地区产生势能产生辐射、输出商品、输出文明,你不让输入,就用暴力强加于你,不是想拒绝就拒绝得了的。先进对落后的辐射,就像洪水一样,无法阻挡,只能疏解,若利用得当,可以顺势获得快速的发展,迅速将生产力水平追平,反之,则是巨大的灾难。
大趋势是不跟小个体讲道理的。多年之后,一些中国人才明白,面对大趋势,智慧地拥抱,才能更好地生存。
林则徐们的药方,看上去符合民族大义国家尊严,却因为拒绝对话,拒绝了解鸦片背后的大趋势,走向了战争。虎门销烟被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成为反抗殖民和侵略的象征。
1838年的戊戌年,朝廷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不久,鸦片战争打响。中国近代史开始了,它的主基调是,反抗,反抗……
从此之后,甚至直至今日,很多中国人依然生活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意识形态之中。
与中国不同,当1853年洋人的炮船抵达日本要求开关通商,小日本选择了合作。大和民族,比较变态,有一种“谁比我强大我就跟谁”的精神,变态到不仅跟随欧美,甚至公开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以属于亚洲为耻。
天朝大国做不出日本的姿态。1838到1898,一个甲子,60年间,大清与外国打了很多仗,不仅跟西洋人打,而且跟东洋人打,其中就包括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也就是从1853年投降、跟随欧美41年后的1894年,一场海战,日本把大清打得一塌糊涂。
黄爵滋、林则徐们早已经作古,60年的内忧外患,60年的风雨飘摇,一些体制外的精英们认识到问题不在洋人而在朝廷,在于大清朝的制度。在此之前,体制内的精英采取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策,是为洋务运动,已经有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却还是不敌日本。
于是,在1898年,又一个戊戌,一个新药方出炉:变法维新。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看上去比1838年的那个决定还要重大。维新,迈出了制度变革即从政治上接纳西方文明的步伐。
光绪皇帝,与祖先排牌位上的各位皇帝一样,不是昏庸窝囊之辈。奈何,最高权力不在他的手上。制度变革是利益的剧烈调整,不是最高权威引领的制度变革,风险极大。明明知道大清这艘巨轮正在沉沦,权力斗争依然不会停歇。
慈禧太后不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也不是一个反对变革的人,事实上,慈禧太后后来主导的变法,要比戊戌六君子们还要激进,她亲手废掉了科举。但如果变革将会削弱她的权威,则是不能容忍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们的牺牲,不是因为他们变法,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对合作伙伴。
总之,1898戊戌年,中国又一次遭遇大失败——想要与西方接轨却因高层的权力斗争而未成。
当慈禧太后收拾完帝党,开始自己主导变革的时候,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作为大清国的最后一个权威,她很快死了。很多人盼着这个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老太太早点死去,可是等到她真的死去,整个国家已是一盘散沙。帝国的大厦,一触即溃。
革命党、军阀、枪杆子的时代到来了。
1911年,新时代到来了。从那时起,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宣布开启一个新时代。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以及各路军阀们,各有各的想法。每个美好的想法之下,都是暴力和流血。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对没有皇帝以后的时代,深表失落。
人们原来以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皇帝,后来却发现,没有了皇帝问题反而更多。军阀们杀来杀去,其实最后还是想杀出一个新的皇帝。辫子剪了,却没有方向感了,人民还是需要一个主子。几十年的打打杀杀血流成河,似乎只是为了回到原点。
戊戌变法近60年以后,全国的土地终于重新聚拢到一张地图上,全国人民终于回到了一个指示可以迅速号令全国的时代。
1958年的春节比较“晚”,2月18日才进入戊戌狗年。
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虎门销烟的景象被雕刻在上面;5月,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年,人们在一声号令之下扑杀麻雀,在一声号令之下大炼钢铁。这一年及以后几年出生的孩子,不少被父母取名为“赶英、超美”。
1958年,新的权威把全国变成一个试验场,决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场实验,当然是失败了。这场实验及其失败,与120年前的那个决定及其失败,遥相呼应。当年是想要拒英美国门以外,如今是想要“赶英超美”,本质上还是警惕对西方的“亡我之心”。
实验虽然失败,权威经受住了挑战,并显示了更大的力量,直至今日仍为许多人仰望和歌颂。
一脉相承的故事,仿佛宣告,不管过去了60年还是120年还是更多年,中国人就是要以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历史,仿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时代,不过是在权威崩塌与重建中循环中徘徊。
甲子纪年,60年一次循环。人生不满百,具体到个人,所谓徘徊,就是任岁月流淌任江山变换,有些人活在60年前,有些人活在120年前,有些人活在180年前,有些人活在漫长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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