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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代商业钜子，当属拥有“华人首富”、“亚洲超人”头衔的李嘉诚。人们津津乐道李嘉诚，因为他的故事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李嘉诚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竟能一步一步，走出一条创业之路，直到拥有了自己庞大的财富王国，实现了一个时代“香港梦”。畅销书乐道李嘉诚的成功，讲述他如何运用非凡的商业智慧，把握投资良机，兵不血刃、以小搏大、屡战屡胜，更总结他的成功源自“做事先做人”的信条，才能在商场中，创造出一个只有朋友，没有敌人的奇迹。
在关注李嘉诚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自己有些后知后觉，或许因为对商业和财富这些事情看得比较平淡，所以，李嘉诚的成功传奇此前竟然并没有过多吸引到我。不过，当下世界的变迁中，总是在给我们种种机会，去认识和看清一些人、一些事。可以说，2019年香港爆发的反送中运动，就给人提供了一个得以拨开迷雾的机会。
2019年，香港反送中争议延烧，示威者群情激愤，警民冲突不断，在人心惶惶的时刻，许多公众人物保持了沉默，所以，谁要是这个时候能公开说一句公道话，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当年8月16日，香港首富李嘉诚打破沉默，以个人名义登报写道“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展现对香港前景的忧心，并以“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为署名刊登。
这样的行为让北京政府认为，李嘉诚没有和政府站在同一线，李嘉诚奉劝政府对香港年轻人“网开一面”，北京政府认为这是声同批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开指责李嘉诚“纵容犯罪、未替香港着想，看着香港滑向深渊。”《人民日报》则指责李嘉诚说，香港年轻人受困于高房价，地产商才该对他们网开一面。
对于北京的攻击，李嘉诚表示，“在社群媒体的世界，很难不陷入争议。”他还说，“等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习惯所有毫无根据的攻击了。”
其实，李嘉诚公开站出来说话，大众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李嘉诚的为人值得称道；有些人则认为，李嘉诚不仅赚钱，也图名声，是想名利兼得。不得不说，中共挑拨的本领真是积聚了足够的经验，《人民日报》一番对香港高房价的指责，将矛头引向李嘉诚，不免让人心中生出芥蒂。
最近，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寻求出售资产套现，李嘉诚家族旗下长实集团确认，公司已入标恒大香港总部大楼。李嘉诚出手抄底恒大，让现年94岁，业已退休的李嘉诚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所以，怎么看待李嘉诚，李嘉诚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他与北京的关系如何，是今天公众依然需要了解的事项。
2018年，英国档案处解密了一份1987年的“李嘉诚档案”，对于我们了解真实的李嘉诚，别有一番帮助。
在这份解密档案中，包括一个题为“香港领袖：李嘉诚”的档案，记载有一封英国上议院议员兼和记黄埔欧洲董事总经理德温特（Lord Derwent）写给时任贸易及工业大臣的信件。
事情缘于1987年李嘉诚访英，时任和黄欧洲董事总经理德温特，安排李嘉诚分别和首相戴卓尔夫人及商贸部的官员会面，档案记录了当时英政府数个部门准备会面时的书信来往。
德温特何许人也？他于1953年至1969年期间任职英国外交部，曾是英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及国防政策部门的助理首长等。离开外交部后，德温特投身洛希尔国际投资银行，并代表该行加入伦敦商会。此外，德温特还是李嘉诚的公司——和黄欧洲的大班。
1987年，李嘉诚到访伦敦前，已是英保守党重要捐献者之一，是负责保育的英国国家信讬的赞助人，并资助著名的巴哈合唱团访港，因而在英国获查理斯王子的接见。
解密档案中，德温特在致英政府的密函中，指出李嘉诚很看重华人身份并感到自豪，但德温特同时指李嘉诚“极度反共”，称他对北京官僚制度“评价甚低”。但德温特认为，李嘉诚做生意时还是会忠于自己，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他可与中共高层保持良好关系，他甚至在家乡汕头捐钱兴建起一所大学，又和当局紧密合作。
1987年英国之行过后，被形容“极度反共”的李嘉诚，于1989年1月获英女王颁授大英帝国CBE勋章。解密档案还披露，1989年3月，李嘉诚再与戴卓尔夫人会面，谈到国籍问题，表明希望投资英国换取英籍，戴卓尔夫人曾亲自指示下属跟进。
3个月后，北京发生六四事件，英方最终亦为港人的居英权另作安排。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档案披露，六四时对学生表达支持的李嘉诚，最终有没有申请英籍。
解密档案中还形容，李嘉诚虽无任何公职，但其财富无疑为他带来一定影响力。1990年1月，李嘉诚获邓小平亲自接见，李嘉诚向邓表示，他的事业会“如大树般”扎根香港。
对这份解密档案，长和集团发言人回应，有关信件已是30多年前的事，是德温特个人意见，李嘉诚对信函完全不知情，并称“李先生的为人大家都清楚，不用多说。”
对于英国解密档案，长和集团发言人称，“李先生的为人大家都清楚，不用多说”，在此，我还是想多说几句。因为了解的人当然了解李嘉诚的为人，但是不了解的人也为数众多。经过研读李嘉诚先生的过往，我发现，良好的形象和信誉，始终是李嘉诚所秉承的。
可以说，在李嘉诚一生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较生动的一个事情是，在李嘉诚年轻时代，他就念念不忘自己创业，梦想着拥有自己的一方商业天地。终于，他辞别了曾经提携他的塑胶公司的老板。老板是个善人，他也觉得，李嘉诚在自己手下，实在是委屈了。李嘉诚辞别老板之前，老板约李嘉诚到酒楼，设宴为他辞工饯行。
李嘉诚十分感动，同时也感到内心的歉疚，坦诚地向老板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他说：“我离开您的塑胶公司，是打算自己也办一间塑胶厂。我难免会使用在你手下学到的技术，也大概会开发一些同样的产品。现在塑胶厂遍地开花，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不过，我向您保证，我绝不会把一个客户带走，也绝不用您的销售网推销我的产品。我会另外开辟销售线路。”
后来，李嘉诚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果然，有不少李嘉诚原来在塑胶公司发展的客户转向与李嘉诚合作。但李嘉诚无一例外地谢绝了，并且一再强调他原先打工那间塑胶公司的实力和对自己的深情厚谊，希望这些客户继续与塑胶公司保持往来关系。李嘉诚的真诚使这些客户感动。这些话辗转传到从前李嘉诚供职的塑胶厂老板耳朵里时，老板非常感动，他说自己没有看错阿诚，阿诚做出的承诺果然是一诺九鼎。
李嘉诚出身寒门，1940年，12岁的李嘉诚从广东潮州移民到香港，22岁正式创业，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幢12层的工业大厦，正式揭开了进军房地产的序幕。
与众多地产商不同，李嘉诚认为，地产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真可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所以过多地依赖银行，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根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同在的简单道理，李嘉诚曾制订这样的方略：
1．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以加速建房进度。
2．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3．不牟暴利，物业只租不售。
李嘉诚认为，收租物业，虽不可能像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而且物业将逐渐增值，时间愈往后移，其效益就愈能显现出来。只要物业在，就是永久的聚宝盆。
1966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很快波及香港。1967年底，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各种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从而引起了二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那时候，经过1965年的危机，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到1966年底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也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准备大干一场，可这一波移民大潮，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迷雾笼罩之中。
那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人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不得不更加密切的关注时局的动态。
他明白他自己的生意离不开时局的变化，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对各种信息的研判，他认为香港“五月风暴”不会持续太久。基于对时局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因为从宏观上看，道理上应该是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
所以，从李嘉诚过往的经验来看，此时他带着大量现金回大陆抄底房地产的决策就不难理解了。
李嘉诚还非常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命理，李嘉诚自己也多次对媒体讲过，他非常听从风水师的建议，并举例说，他在盖长江集团中心的时候，风水师建议要高过旁边179米的汇丰总行，但要矮过另一旁367米的中银大厦，他都照做了。
除了相信风水，李嘉诚对命运也有启发意义的感悟。他说：“小富在人，大富在天。”并说“富贵两个字，不是连在一起的。”他认为，真正的富贵是懂得用自己得来的金钱，尽一点义务和责任。
可以说，李嘉诚的信神和中共的无神论是背道而驰的，几十年的商海纵横，稳坐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对商场、对人生应该都有相当深刻的体悟，对中共，想必也是看得透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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