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在完成了經濟恢復和土改、鎮反等民主改革任務後，為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和一批工作人員調到北京，並調整、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部分機構，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於是，1952年7月，鄧小平由西南局調到北京擔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 1952年11月，高崗從東北調到中央，兼任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1953年2月，饒漱石也從華東調到北京，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應當說，當時高、饒是很受中央器重的，特別是高崗的權力、地位甚為顯赫，一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但是，高崗、饒漱石權欲熏心，對這樣的安排仍不滿足。特別是高崗，對其職位處在劉少奇、周恩來之下，一直耿耿於懷，尤其是對劉少奇不滿。進京不久，高崗就把劉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點錯誤蒐集起來，加以傳播，並誇大其詞說劉少奇自七大以來犯了一系列的錯誤。於是，授意別人寫文章，以他的名義公開發表，藉以抬高自己，打擊別人
不僅如此，高崗還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對劉少奇大搞小動作。高崗在擔任東北鐵路系統的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面前造謠中傷說，中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科瓦廖夫隨即寫信告訴了斯大林。於是高崗到處散佈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最賞識的是他高崗。
1953年初，由新稅制引起的風波，則使高饒日益膨脹的野心變成了迫不及待的奪權行動了。
1952 年9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確定修改稅制。接著，全國第四次稅務會議提出了修正稅制的具體方案，經中財委黨組討論通過，向周恩來作了匯報。1952年12月26日召開的164次政務會議批准了這個方案。接著向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徵求了意見，於12月31日在《人民日報》上以政務院財政委員會主任陳雲的名義公布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發表了題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的社論和《全國工商聯籌委會擁護修正稅制》的報導。
1953年1月15日，毛澤東親自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寫了一封信，表示了對新稅制的不滿。毛澤東提議並由中央先後作出了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幹事會(即總黨組)，規定政府各部門的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針、政策、計畫和重大事項都必須事先請示黨中央，經黨中央討論決定、批准後才能執行。另外，對政務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來負責，計畫工作和8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等等。
對於中央為加強集中統一領導所採取的這一措施，高崗、饒漱石認為，這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恩來對政府工作的領導權。而他們自己的權勢在日益擴大，地位也在不斷提高，個人野心急劇膨脹起來。
而這時毛澤東為了加強集體領導，考慮大幅度調整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及人事安排。高崗、饒漱石認為這是實現他們個人權力野心的好機會，便迫不及待地開始發難了。
1953 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高崗唱主角，作了《關於編製五年計畫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李富春作了《在蘇聯商談我國五年計畫問題的幾點體會》的副報告。從7月13日起，領導小組舉行有131人參加的擴大會議，由薄一波、吳波檢討稅制修正案的錯誤，與會者進行了揭發批判。
財經會議期間，6月15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問題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高崗、饒漱石又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倒劉倒周的時機到了。於是利用中央開會各大區、各省領導人到會的機會，四處煽風點火，造謠生事，誇大中央領導人在合作化等問題上的分歧，借批薄一波，含沙射影地攻擊劉少奇等人，引起中央的警覺。
1953年九、十月份，高崗、饒漱石又利用中央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時機，再一次進行反黨活動。在這次會議期間，身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極力活動，未向黨中央匯報就開展了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的批判，以達到反對劉少奇、分裂黨中央的目的。對此，黨中央和毛澤東採取了堅決的措施，停止了組織工作會議的進行，批評了饒漱石的錯誤做法。
在這場嚴峻的鬥爭面前，鄧小平始終緊緊站在黨中央一邊。調北京之前，他與高、饒的接觸和交往並不多。來中央後，他擔任政務院副總理，主管財經事務，後又兼任財政部長。國家計委成立後，他又與陳雲、彭德懷、饒漱石等人成為計委的委員。由於工作關係，他與高、饒的接觸也多了起來。
高崗、饒漱石為了搞垮劉少奇、周恩來，達到其分裂黨的目的，利用各種場合，散佈所謂「軍黨論」，把中國共產黨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與「白區的黨」兩部分，說「黨是軍隊創造的」，並且自封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他們提出，黨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現在掌握在以劉少奇為首的 「白區的黨」手裡，因此，應當改組黨中央和政務院。他們企圖拉攏中央各大區的負責人。他們先是拉攏了中南軍政委員會負責人林彪。緊接著，高崗來找鄧小平，企圖挑撥鄧小平與中央其他負責人的關係，以高官厚祿相利誘，取得他的支持。
在這大是大非問題面前，鄧小平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高崗的拉攏，明確表示態度，並且在事後把這件事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時隔二十餘年後，鄧小平於1980年3月再一次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恰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鄧小平和陳雲的行動，成了整個反對高、饒反黨陰謀鬥爭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中央雖然發現了高、饒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動，但並未把它看得很嚴重。毛澤東在聽到鄧小平和陳雲的匯報後，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視著形勢的發展，同時開始削弱高、饒的權力。
1953 年12月，毛澤東提出在他離京休假期間由劉少奇負責中央工作。高崗出面反對，並且私下活動，要求由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或副主席，還要改換政務院副總理的人選。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高、饒的反黨陰謀活動。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了高、饒反黨陰謀活動的性質及其嚴重性，向高崗提出了嚴厲警告和批評，同時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提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
1954年2月6日至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報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發言。在大家的報告和發言中，一致強調了全黨團結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饒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要求全黨對野心家、陰謀家提高警惕。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七屆四中全會沒有對高崗和饒漱石作組織結論。在此之後，為了對證高、饒的種種反黨活動事實，並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挽救，中央分別召開了高崗問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共開7次，前4次著重對證饒漱石所犯錯誤的事實，然後到會同志繼續揭露，第 7次由饒漱石發言，做自我批評。會議最後由鄧小平、陳毅作了總結髮言。3月1日，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向黨中央作了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
由於在反對高、饒反黨分裂活動的鬥爭中，鄧小平對黨高度忠誠、負責的革命品德和出色的組織才能得到充分發揮，1954年4月鄧小平擔任了黨中央秘書長，並接替饒漱石，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主管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組織事務。
此後，反對高、饒反黨陰謀的鬥爭還在繼續。在全黨統一認識、提高覺悟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於1955年3月21日至31日舉行。在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
反對高、饒的鬥爭對於剛剛到中央工作不久的鄧小平來說，無疑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在鬥爭中，他堅持原則，站穩立場，不拿原則作交易，在事關全黨大局的問題面前毫不猶豫，斷然拒絕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利誘，並及時與陳雲一起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一情況，對於黨中央粉碎高饒反黨聯盟的鬥爭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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