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高只是最近的一個案例，反映了在中國當官有多難。這群讓外界很多人看著羨慕甚至心生嫉妒的人群，卻難掩自身生存環境的尷尬。他們的命運，大多數不是受到排擠，就是走向墮落，或者外逃。
那些還有為百姓辦事理念的官員，受到的是排擠與打擊。面對大喊冤情的百姓，良心使他們難以沈默。但當他們真心希望為百姓做點事情的時候，卻發現自己已經無法見存於現行的權力體制。他們不是面對警匪一家的黑社會，就是面對來自上邊的隱形權力黑手。他們或者面臨各種刁難以至付出巨大前途利益代價，或者被迫扼殺自己的良知，對百姓遭受的各種不公保持沈默。黃金高恐怕就是很好的例子。
對於那些本來就沒有理念的官員，在腐敗黑暗的官場有更多人走向了墮落與沉淪。從被判死刑的原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成克傑、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到死緩的原雲南省長李嘉廷、無期徒刑的原貴州省省委書記劉方仁，還有各類形形色色受到各種刑罰、丟掉烏紗帽的官員，他們一個個因為貪污受賄從風光顯赫走向了命運的深淵。他們的生活，也充滿了腐朽墮落。據媒體報導，95%的中國貪官都擁有情婦。廈門遠華走私案中，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在內的重要案犯，幾乎毫無例外地既搞腐敗又養情婦；而慕綏新腐敗案中，慕本人後來的妻子就是與他長期有不正當關係的情婦，而該市法院院長賈永祥則擁有七個情婦。
還有腦袋更尖一點的，就想法設法往國外安頓家屬，轉移財產，瞅準機會就外逃。據大陸傳媒報導，廣東省就有超過1200名貪官逃往海外，即使是貧窮的山西省也有280多名貪官外逃，全中國大陸外逃貪官預計過萬。與官員外逃同時發生的是巨額資金外逃。在2000年，中國的外逃資金就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2001年，全年資金外逃達540億美元，2003年三月底四月初薩斯期間僅20天的時間裏，中國外逃資金就達200億美元！中國大陸媒體《南風窗》引述香港金融專家郎咸平的估計，中國大陸外逃的資金已經達到了三萬億元人民幣以上，約合三千七百多億美元。按照2002年中國全民儲蓄存款餘額為八萬七千億元人民幣計算，外逃資金總額是中國全民儲蓄額的34%。這是一個何等驚心的數字！
受擠、墮落與外逃，反映的是中國官員的典型命運。能夠可以順心如意施展才華的，大概寥寥無幾。當官如此之難，這難道不是中國社會的悲哀？這難道不是一個政府管理的大失敗？在中國那種競爭之下，不管怎麼說，能夠混個位子不容易，在現行的嚴厲體制與精英政治下，能夠有個官位，即使不是那麼有才華，大概也不是那種很一般的人。但他們同樣令人悲嘆的命運，從一個側面說明瞭我們社會的重重問題。這如果不是上樑不正下樑歪的話，就是整個社會治理體制的問題，或者兼而有之。
如果連體制內的人都不能滿意於這個系統的話，可想而知社會上其他人會是什麼樣的態度，可想而知這套系統有多麼大的問題。尤其可以肯定的是，當一個系統內最忠誠、最有理念的人面臨淘汰的時候，這套系統就失去了進行自我改善與更新以走向重生的可能。它只能在隨時光的流逝中持續敗壞，以至於最後走向無可挽回的覆亡。更不可思議的是，在此巨大問題之下，我們卻仍然看到那些專權者為了個人私利而不惜代價提拔名譽掃地、腐敗透頂的心腹們，千方百計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於打擊無辜法輪功群眾、上訪民眾、家庭基督教會人士以及黨內外異議聲音。這是何等的愚蠢！
有報導說，中共官員如此大規模的外逃，一個重要原因是怕共產黨垮臺後被清算，怕中國政局一旦發生變化再外逃就難了。這樣危機四伏、人心惶惶的情形，除了怪罪於那些專權者自己的腐朽無能，又還能怪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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