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馬天驕，今年17歲，是佳木斯第八中學（原鐵路3中）高中二年級學生。當我提筆給你們寫信時，我已經是淚流滿面了。
本應該享受父愛和母愛的我，此時卻遇到如此難以承受的磨難，我該求誰幫我呢？如果人都能想到每個人都是父母所生、人人都有子女的話，都能把自己的良心放正，我會如此悲傷嗎？
我是媽媽唯一的孩子，媽媽是晚婚，生我時媽媽已經是37歲了，媽媽把全部的愛和希望都傾注在我的身上。從我懂事起，媽媽教育我最多的是如何做個好孩子。記得我上幼兒園時，每天回家都會向媽媽講這一天發生的故事；有一次一個小朋友打了我，我告訴了媽媽，我以為媽媽一定會幫我找阿姨，可媽媽卻教我怎麼樣受到欺負而不計較，媽媽經常用真誠、善待他人的故事，引導我的言行，在我幼小的心靈深處種下了真誠、善良、堅忍的種子，為我今天優秀的成績打下了堅實的道德基礎。
我只有一個純樸的想法：在學校努力學習，拿優異成績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讓他們開心、快樂、幸福；在社會上做一個真心為別人好的善良人。因此，我的學習成績一直領先，而且連年減免學費，還得到了獎學金。當然，每當我得到榮譽的時候，我都會想起這與媽媽的教育是分不開的，每一次也都為自己有一個好媽媽而自豪。
然而當我這次接到「市級三好學生」榮譽證書時，我不但高興不起來，我倒對我應不應該做這樣的好孩子、好學生以及我做個好學生將來幹什麼等等，產生了一系列的疑問，甚至我不想上學了。
我曾有過幸福、溫暖的家，有爸爸和媽媽。但從我記事起，不幸就開始侵襲我的家。媽媽得了子宮肌瘤，嚴重的貧血使媽媽經常臥床不起，每次月經來潮的大流血，都是讓媽媽生不如死的煎熬。媽媽經常對我說：「媽媽要是出遠門不回來，你就到大姨家去住。」大姨家有哥哥和姐姐，所以我每次都高興地答應媽媽，同時還會天真的說：「媽媽早點回來，大姨不會給我梳「金魚」頭，我會想媽媽的。」
後來我才漸漸的明白了媽媽的話外音。也許就是這份母女骨肉情牽著，讓媽媽放棄了輕生。那時幼年的我每當看到媽媽痛苦的表情，我總是輕手輕腳，小心翼翼不敢出聲。
記不得是哪一年了，媽媽修煉了法輪功，從此改變了媽媽的人生。很快媽媽的身體恢復了健康，溫柔的笑容又回到了媽媽臉上，而我也從媽媽的痛苦和壓抑的環境中解放出來。
就在我像小魚兒一樣自由遨遊在幸福海洋中的時候，一個晴天劈雷在我頭頂炸響。2003年5月17日爸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突發腦溢血病故。媽媽痛不欲生，精神幾近崩潰。這突如其來的噩耗使我真切的感受到了骨肉分離的劇痛，彷彿我一夜之間長大了許多。每當別的孩子提起他的爸爸時，我都會很痛苦，我已經是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了，可我每當這時，我又會安慰自己，天嬌不能愁，我還有一個好媽媽呢。學習之餘我也盡量盡我所能勸慰媽媽，我也深知天嬌不能再沒有媽媽。
就在爸爸去世的一年後，家住外地的大姨因煉法輪功，被非法判了三年勞教，關押在佳木斯勞教所，媽媽曾多次去勞教所看望姨媽。但每去一次都因不肯念佳木斯勞教所非法制定的罵大法、罵大法師父的「問卷調查」，不但見不到姨媽，還要遭到警察的恐嚇，精神多次受到刺激。
2005 年冬，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姨媽從勞教所（保外就醫）接到我家。姨媽的身體經醫院檢查是腦血栓，內臟器官都嚴重病變，最嚴重的是腎佔位（即癌症）。姨媽在我家近四個月中，通過煉功，加上媽媽的精心護理，身體大有好轉。當家人把姨媽接走後，媽媽的精神一直很緊張，老擔心姨媽再次被綁架。
有一天媽媽看了一個關於「中共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導，這種殘暴、慘烈的恐怖壓力，使媽媽精神徹底崩潰了，她在家裡常告訴我：「今天警察又把某某某抓走了，摘器官去了！」或者「咱家被公安局監控了，你看到處是監控器！」媽媽白天整天在街上遊走……
那些天我一邊上著學，一邊惦記著媽媽，就怕有一天回家見不到媽媽。然而，擔心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而且比我想像的還要壞。
2006 年5月30日上午，媽媽在佳市百隆市場附近，看見一個賣瓜子的老太太，媽媽因神志不清，想要拿100元買老太太的包，老太太不肯，雙方正在為此包拉扯之際，被正在巡邏的安慶派出所片警王化成看到，媽媽在13點左右被帶到安慶派出所，在媽媽神志不清的情況下，警察對我家非法抄家，搜走了幾本大法書和錄音帶，並把親屬為我學習用而買的電腦也打開檢查，在沒發現任何問題的情況下，強行將電腦搬走，說是回去研究研究。
當日半夜，媽媽被送進佳市拘留所，據悉當時拘留所拒收，而派出所找人強行送入。次日，姨媽帶著病痛從外地趕來帶我去看望，媽媽已不認識家人了，面色蒼白，食水不入，看守所出證明要求辦案單位放人，而派出所警察要求姨媽在保證書上簽字，姨媽因保證書有要求「隨叫隨到，不許離開當地」的字樣，並且這種抓捕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拒簽，派出所以此為藉口拒絕放人。
事後第六天，姨媽去看守所探望，看守所告知：已下通知，證明孟的精神有問題，要求「改變強制措施，放人」。次日家人先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所長欒曉磊竟然拿著看守所的通知書，打電話找到公安局國保大隊陳萬友，當著我和姨媽的面就說：他們（看守所）說病危不收就不收了……等等。
當我和姨媽去公安局要人時，陳萬友說：「拿錢來領人。像她這種情況得交一萬多元錢，看她就娘倆挺困難的，就交五千元吧。」姨媽說：「她家裡只有一個上高中的孩子，娘倆還在租房住呢，哪有錢呢。」陳說至少也得3000元，姨媽說：「她精神不好不能關押，為什麼放人還交錢？」陳說： 「光說有精神病不行，得有診斷證明。」在親屬的再三要求下，陳拿起電話讓欒小磊通知家人自己去精神病院去開證明，姨媽去精神病院，接待的醫生說：我們不對個人。醫生出於職業道德，撥通了欒曉磊的電話，接電話的警察叫張國福，當醫生對張說明檢查所需材料包括病人家屬證言、鄰居證言、看守所管教證言等時，張蠻橫的回絕說：「這不是我們負責的，不管。」當再次給陳萬友打電話時，陳也是迴避。當我和姨媽再度去派出所要求放人時，安慶派出所竟然出具一張對媽媽的刑事拘留證，並推卸說已把材料交市局處理。
就這樣媽媽被非法判勞教一年半，被送到西格木勞教所迫害，我從此成了不是孤兒的孤兒。
前幾天老師找我談話，鼓勵我「明年就要高考了，一定要考出好成績」。老師的關心，再一次觸動了我去思考自媽媽被關押以來，通過跟姨媽到各級機構去申訴的經歷，接觸到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
媽媽是中等專業畢業的，可也算是知識份子，更何況媽媽從不佔別人的便宜，如果不是被嚇得精神不正常了，她能為要買一個賣瓜子的老太太的包而與人爭執嗎？為什麼要不顧事實編造罪名非法關押呢？這些「警察叔叔」難道不懂什麼叫「執法犯法」、「落井下石」嗎？
為什麼給錢就放人，沒錢就勞教，我不懂法律，有這樣一條規定嗎？而且還可以像賣菜的小販一樣的討價還價嗎？
作為國家的公務員、執法者，張口就說「法輪功好，可我也沒辦法，共產黨讓我干我就得干」，那共產黨不是說為人民謀幸福嗎？怎麼不讓做好人呢？再說共產黨培養的幹部都是沒有頭腦的，像機器一樣的分不清好壞、對錯、那樣無理智嗎？
努力學習，考出好成績，到底為了什麼？我如果將來當一個警察，也要去這樣 勒卡無辜的百姓嗎？
那麼我刻苦學習的前途是什麼？如果我所學的知識，不能用於建設我的國家，不能問心無愧的服務於那些善良的人們，不能為那些孤獨無助的好人伸張正義，而成為一個暴政指揮下違背民心、殘害忠良、搜刮民財、中飽私囊的工具，那我寧願現在就放棄學業，做一個有人心的，有良心的普通民眾。
我要我媽媽！我要我媽媽回家！！！
叔叔、阿姨，我相信一定會有良知正義的清官。請伸出您的正義之手救救我的好媽媽，幫助那些像我媽媽一樣的那些無辜的人早日回到親人的身邊，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吧。像我這樣一個孤獨的女孩不能沒有媽媽，更不能沒有與媽媽相依為命的家呀！
上訪中我也親眼目睹了一些善良的各級領導，迫於壓力和無奈，有的歉疚的說「我們只能最大限度的做到這些，請理解」；還有的說「權力有限，雖然不能給你解決根本問題，但我們會幫助你」；特別是那些仗義執言的律師說「上邊不讓給法輪功做代理，但我們可以為你們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在此謝謝各位叔叔、阿姨，雖然現在媽媽暫時沒有回到我身邊，但您的善念、正義、良知、對我的理解就是在幫助我，已經給了我要回媽媽的信心和勇氣。眾志成城，我願像《寶蓮燈》裡的沉香那樣救出媽媽。
我也常常對著夜空告訴媽媽：我的好媽媽，您一定挺住啊！您的女兒會盡全力討回公道，媽媽一日不歸，女兒上訪的腳步就一刻不能停歇，終究會有正義的人為您伸張正義的。
我要媽媽！我要媽媽回家！！！
此致
孟憲英的女兒：馬天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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