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說，「溫馨的愛，是專制的天敵。不管是專制的權力，還是專制的心理，全都害怕愛的溫情」；大陸作家胡發雲的長篇小說《如焉》描寫了「溫情」和「愛」，「這是以恨為生存基礎的（中共）官府為什麼要查禁《如焉》的根本原因」。此一說法似乎並未擊中問題的要害，沒有說准《如焉》被禁的根本原因。
其實，描寫愛或溫情的文藝作品與專制政府、專制制度的關係，並非一定水火不相容。且不說外國，僅從中共執政的五十多年來看，兩者的關係亦非一直勢不兩立。五十年代，大陸出版了不少描寫愛情的中外文學名著，如莫泊桑、托爾斯泰等人的小說，大陸作家的作品亦不乏愛情、溫情的描寫。
只是從六十年代開始，毛澤東開始緊繃「階級鬥爭」之弦，「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許多描寫愛情的文學作品受到批判。文革期間，幾乎中外所有文藝作品皆變成「封資修黑貨」，大陸文壇只剩下江青炮製的那幾個「革命樣板戲」。對於這一時期，我們可以說，專制政權與「溫情」之間確實處於你死我活的對立狀態。
貫穿小說《如焉》的一條主要線索，是中年寡婦茹嫣與中年喪妻的副市長梁晉生之間的一段纏綿動人的愛情故事。《如焉》如果僅僅描寫了這一戀情，決不會被官方查禁。大陸新聞出版總署之所以點名查禁這部小說，乃是因為它踏進了大陸文藝領域的若干「禁區」。
這些「禁區」包括（但不限於）中共歷史上的若干「瘡疤」，如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的「三年困難」時期、1963年開始的「四清」，1966年開始的「文革」，七十年代末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八十年代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986年的學運風潮、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以及六四鎮壓等。文學作品如果真實地描寫這些「瘡疤」，必定使中共在國內外顯得灰頭土臉，中共當局自然要禁。
《如焉》雖未觸碰上述「歷史禁區」，卻撕開了最近的一個中共「瘡疤」——2003年大陸發生的「非典」（SARS）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中共官員不顧百姓死活、對民眾封鎖非典資訊的面目暴露無遺，衛生部部長和北京市長亦為此而丟了烏紗帽。《如焉》圍繞「非典」事件，描寫了以「茹嫣」為代表的大陸民眾在網路上與中共網路監管部門展開的一場驚心動魄的「資訊戰」，塑造了中共黨內異議人士「衛老師」、追求民主自由的民間知識份子「達摩」、信奉犬儒主義哲學但後來覺醒的知識份子「毛子」、自覺頑固地捍衛專制制度和專制集團利益的女幹部「江曉力」等生動形象。這些「禁區」和文學形象，皆是大陸絕大多數作家竭力迴避的燙手山芋。迄今為止，我尚未看到大陸其他任何作家在大陸公開發表的作品描寫這些禁區，塑造過這類文學形象。在這個意義上，《如焉》確實是垃圾成堆的大陸文壇上冒出的一朵罕見奇葩。
從《如焉》的全名「如焉@SARS.COME」可以看出，「茹嫣」、「非典」和「網路抗爭」是這部小說的三大主題。胡發雲以濃墨重彩描繪茹嫣－梁晉生之戀，表達對亡妻李虹的思念以及對理想愛情的追求。然而，這段愛情文字亦是作者拋出的一顆煙霧彈或佈下的一道帷幕，以遮掩他想描寫的另外兩個敏感主題。這種障眼法取得了成功。《如焉》衝破大陸文網的重重封鎖和障礙，在全國性大型文學刊物上發表並出書上市。等中宣部發現、新聞出版總署宣布禁令之際，已經為時太晚。鄔書林把《如焉》打入「八本禁書」的另冊，其客觀效果是為胡發雲和《如焉》在全中國和全世界做了一次免費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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