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生活總是很枯燥乏味，每天考試背文言文，生活就是早早起床趕著遲到邊緣的公車。當然這當中也有一些同學，偶爾會在班上宣布自己即將去國外求學或移民。而我的日子一成不變，陪著那些移民的同學吃一路順風飯，說著永遠不要忘了我喔。
平凡的日子卻在某一天改變了。媽媽回家問我：「要不要也出國唸書？」我還記得，媽媽問我的時候，我坐在電視機的小板凳吃著市場買回來的雞肉飯，心想：她應該只有三分鐘熱度，過幾天就忘了。誰知道她竟然當真幫我報名交換學生。
本來我以為出國就是去美國，母親一開始也是這樣以為的。沒想到在扶輪社交換學生計畫的會議上，當時的主委竟像在拍賣名畫一樣，喊著：「要去美國的請起立，要去日本的請起立..要去德國的請起立..」我英明的娘突然踹了我一腳，我就這樣被送去德國了。當時參加會議的人有二十個，十五個都說要去美國，四個要去日本，剩下我一個傻蛋要去德國。雖然這樣的決定當場贏得了很多掌聲，但在回家冷靜了一會兒之後，我才發現一個好大的問題，那就是：我還不會講德文。
我飛了二十四個小時後才到達盧森堡機場。我記得我娘怕我不會坐飛機，所以請空服員給了我一個名牌，同一班飛機上只有另一對七歲的雙胞胎姐妹有。名牌上寫著：I Need Your Help! 還真有點丟臉。一下飛機，我用可愛的笑容跟第一個接待家庭的父母打了招呼，胖胖的德國媽媽抱住我，然後講了一些聽不懂的話，我猜是歡迎我吧。當交換學生有些條件規則：第一，一定要是十七歲的青年男女；第二，一定要立刻進入當地高中就讀，換句話說，就是沒有語言學校的悠閑時光；第三，每三個月就要換一個接待家庭，不能在同一個地方住太久。
我一開始到高中上了幾天的課，但是後來大家發現我還真的聽不懂德文。所以扶輪社大發慈悲，讓我先到語言學校上一個月的魔鬼訓練課程，再去高中上課。
但是在我還沒去語言學校之前，日子還真是痛苦。我還記得我學到的第一個德文句子是：「我累了。」 不要小看這個句子，任何場合、問句都可以回答我累了。像是人家問我：「你今天好嗎？ 你想去看電影嗎？ 今天上學好玩嗎？」 都可以回答我很累，然後博得同情的眼光。
我在德國的第一個Party是在森林裡，是當時接待家庭的姐姐帶我去的，大家聽到Party都會聯想到好玩的事情，我聽到卻只想掉眼淚，因為真不是普通的無聊。
Party顧名思義就是要喝點小酒、聊聊天。但是我根本不會說德文，當地年輕人的心態也跟臺灣人一樣，想像如果老師塞給你一個外國人，要你跟他用英文聊天一個晚上，你應該還是有點彆扭吧？ 更何況是冷冰冰的德國人。在Party結束的半夜，我立刻打電話給媽媽，大哭著說我要回家。而且我一直想不透，坐在森林裡喝酒到底哪裡好玩了。
第一次上體育課，就發生了很多趣事，德國的體育課是選修的，有田徑、體操、游泳，我不知道為什麼外國人都假設臺灣人會游泳，所以當時學校自動幫我選了游泳，只是我天性怕水，哪敢像他們這些親近大自然的德國人一樣，撲通一聲，就跳進溪裡、河裡。我的第一堂課，大家都游了不知道第幾圈，我還在岸邊假裝做伸展操，藉故不下水，後來就改去上體操課了。不過我還真懷念臺灣會把體育課借去考試的日子，因為德國的體育課都不能摸魚，每次下課我汗流得跟落水狗一樣。
生物課也很有趣，我的生物老師很老，而且大概因為念生物的人地理都比較弱，所以他不知道臺灣是什麼東西，還認為全亞洲人都會吃狗，所以有一天他在課堂上問我：「你們會吃吉娃娃嗎？」雖然當下我心裏滿受傷，不過我很機智地跟他說明瞭所謂的「一黑二白三花四黃」的規則，並且強調德國狼犬應該最補，吉娃娃稍嫌肉太少了一點。
我也曾被種族歧視，但當時同一個城市的臺灣老留學生安慰我，叫我試著把角色對調，假設我家要接待一個菲律賓的留學生，是否全家都能夠真心對待他呢？ 全球化雖然快速發展，交通工具的進步也縮短了我們的距離，但是人與人的隔閡短時間之內並不會消失。族群差異不代表種族歧視，反而是我們更需要進步跟學習的地方。
我的第二個接待家庭是當地大學校長，也是負責接待我的當地扶輪社主委，這個家庭的父母異常開明，常鼓勵我多學習各種學校之外的知識。他們有四個子女，每一個都在國外長期生活過，是個真心擁抱國際化的家庭。
我在德國生活了三個月之後，仍然沒有什麼朋友，幾乎處於放棄的階段。有一天這個家庭的媽媽，在晚上八點叫我穿好衣服，帶著電話簿出門，然後命令我不到晚上十點不准回家，在那個天寒地凍的夜晚，我還真不知道該上哪去。她說：「你應該認識了不少同學，可以找人陪你出去玩。」但是我其實一個熟的同學也沒有。所以她告訴我：「在這個國家，只有你需要別人，沒有人會需要你，因為大家都是從小生長於此，沒有你的時候他們也都活得好好的，所以該是你開口交朋友的時候了。」
我想一想，還真有道理。所以我開始拿熱臉貼別人的冷屁股，變成好像很缺乏愛的傢伙，果然很多人都願意跟我當好朋友。這個媽媽更是教了我一手好廚藝，她知道我愛煮東西，所以主動在每個星期天教我做一種蛋糕，在那一年之中，我體重一下子竄升了十五公斤。
然而，最難忘的，還是我的生日。人生地不熟的我，對於生日沒有太多的期待。但是我記得在聖誕節的晚上，也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夜，姐姐到我房裡跟我借收音機，說他要在地下室辦一個Party，我當時大方地借出，但是她卻叫我下樓一起參加，我那時才知道自己是主角，而全班三十幾人幾乎都等在那裡了。
大家都對我很熱情，我也就厚著臉皮跟大家裝熟，沒想到裝一裝，我們還真的都變熟了。有同學親手做了一張很妙的卡片，得接上電池才會發亮，我到現在還保存著捨不得丟，還有很多親手做的餅乾跟蛋糕。Party到一個段落，姐姐叫我上樓坐在一張大搖椅上，閉上眼睛數到五十。我數到二十的時候，椅子就被轉了一百八十度，班上唱詩的那幾個傢伙開始為我唱歌。在異鄉，不被人重視的日子過久了，那一天突然成為公主，讓我淚流不止，那真是感動的眼淚啊。
也就在我奇妙的十八歲生日之後，日子突然變得多彩多姿，開始有很多人關心我，我至今深深感謝Hofmann家庭給我的一切。
我的最後一個家庭成員有四個未成年嬰幼兒，最小的只有兩歲，全城鎮只有她的德文比我還差，名叫Kira，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妹妹，也成為我的知己。我的名字之中的毓，對於德國人來說有點困難，小妹妹因為我的名字太難，所以在學會發「毓」這個音之後，每次都很用力叫我「毓」。Kira看到什麼都要說她也要，這可是Kira在兩歲時的經典字彙。「我也要」這個句子也很管用，看到冰淇淋，她就會大叫我也要，看到我們去上廁所，她又是叫著我也要，幾乎什麼都可以用。
相處了三個月之後，她已經成為我最好的朋友，所以當我得離開她的時候，真的很捨不得，我還記得我們分別的那天，我一夜沒睡，很早就在飯廳，她聽到聲音也起來了，然後我抱著她，跟她說我要走了。她似懂非懂，只有我這個大人在徒傷悲。就在我離開之後不久，我打電話給她，她還一直問我為什麼不回家，口氣中帶著責備，更讓我傷心。
就這樣，一年時間很快地就過去了。早在我離開德國前一個多禮拜就開始上演悲情戲。一想到要離開那裡，我的眼淚就會掉下。到了離別的那天，我的狐群狗黨開了五輛車一起到盧森堡機場送行，很是風光。但是我卻開朗不起來，因為那天就像我的「告別式」，加上台海情勢不穩定讓我非常忐忑不安，不知這一別何時再見。我的目光緊盯著告示板，一刻也不肯離開，因為大家說好了不要有眼淚，我深怕看到最愛的朋友跟親人，眼淚就會抑止不住，所以我盡量一臉木然。怎知就當我努力克制悲情時，身後竟傳來了那群朋友的五部合聲再會曲，就是那首在臺灣葬禮才會出現的再會曲，整個盧森堡機場的人都在看我，眼淚更再也止不住了。
人生真的是一場筵席啊。離開臺灣時流著眼淚，離開德國時卻流了更多。感謝好多善良的人不吝對我這個異鄉客獻出愛心跟友情，讓我那一年可以平平安安度過，我深深感謝他們，更會永遠珍惜我這個難得的德國經驗。
来源:講義雜誌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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